达三：问题就在“即用见体”上。上面诸大儒所讲的东西，是本体论意义上的，是实体性质的——尽管与西方的本体、实体的意义不完全一样。而你的“即用见体”，讲权变，不讲恒长，只是一个方法性的东西，是个实用主义、情景主义的东西，脱离了那个实体本体意义上的链条。所以我曾提出一个对传统儒学的“已然、实然、未然、应然、本然”的解释框架，希望能弥补这一缺憾。如果这个“即用见体”解释不明白，你就是大异端，就是新李贽。我感觉，自由主义者说你是“中国的赫德尔”，也是看中了你的离经叛道。赫德尔是启蒙运动与浪漫主义的混合产物，你就是“新启蒙”与“新救亡”的混合产物。

陈明：你算是讲对了，即用见体就是实用主义、经验主义、情景主义、历史主义的，但我是实用的理性主义的。实用的理性主义讲什么？效益最大化最优化。“即用见体”就是讲中国人的效益最大化最优化，就是讲儒学在当今社会诸功能的效益最大化最优化。难道一个儒者只要卫道，而不要事功吗？不能经世致用，没有效益，中国人要这个儒学做什么？你说我是异端，我同意。每个新东西初登舞台，都是异端。但异端总要胜利，你会发现它与传统“始则若戾，终实相发”。你说我是“新启蒙”与“新救亡”的产物，不对！应该说跟新启蒙无关，跟旧救亡一脉相承。就即用见体而言，它与阳明心学用词相近，但论域、意义和论证完全不同，是超越“救亡与启蒙”的，超越“中体西用”或“西体中用”，也超越近现代所有的体用论观点的。作为“执一统众”的对立面，它是反形上学的。它是传统生命哲学和西方存在哲学、现象学、解释学的综合创造。

达三：你不是奉法张南皮吗？怎么连“中体西用”也超越了？你不是要“扬弃启蒙话语，继承启蒙情怀”？怎么连“新启蒙”也超越了？

陈明：张南皮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提法当然是正确的，但今天看来，论域和内容都有些不足。它是就文化而言的，是讲以中国文化或礼法制度为主体，而以西方文化主要是科学技术为辅助的。陈独秀、胡适和鲁迅等人的新文化运动也是为了救亡，但他们的方式、手段选择不是特别好。用“启蒙”去表述，实际也不是特别准确。用一个西方历史哲学框架里讲中国的历史活动，是站在西方中心视点上言说。至于“救亡”则是一个经验性词汇，是对中华民族生命活动的真实描述。所以，启蒙和救亡之间有变奏是正常的。但李泽厚先生使用变奏一词，似乎暗示中国的历史偏离了应有的航道，现在需要“补课”。这对推进改革开放是有益处的，但属于郢书燕说。而我讲“即用见体”，是讲生命活动的一般特征，是讲文化符号和生命意志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无论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是“西体中用”，都是在中西文化关系论域里立论，没有涉及我所说的“体”，即生命与文化的关系问题。我不是反对或者指责他们错了。批评和指责先人都无益于事，而是说应该努力完善“即体见用”超越他们。达三：说了半天，你这个“体”到底是什么？ 陈明：这个题就是生命的“原初存在状态”，是作为生命体之规定的“内在规定性”。今后再细说吧。我说“原道”学派要有个基本共识，就是我所说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就是我经常讲的文化与生命的关系问题。儒家文化作为一个知识和价值的符号系统，与民族生命是一种“表达/塑造”的二重关系；作为表达，它反映了民族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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