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洪范》所说的“大疑”，也就是《周礼》所说的“国危”；而陈怀公“朝国人而问焉”，就相当于今日的“全民公决”。梁启超虽拈出此事，但只强调了其中的人民干政的权利，而未曾重视其中的人民表决的方式——实则此处所说的“欲与楚者右，欲与吴者左”，即指赞成附楚的向右边站，赞成附吴的向左边站，以人数多少决定附楚或附吴，这不正是通过分列（divide）方式计算多数的典型事例吗？其后陈怀公听从逢滑的劝谏，似乎没有施行表决即决定拒绝吴国，但他开始时的提议，仍充分表明了多数决惯例的存在。
另，《韩非子·外储说左下·说二》有这样一则：
齐桓公将立管仲，令群臣曰：“寡人将立管仲为仲父，善者入门而左，不善者入门而右。”东郭牙中门而立。公曰：“寡人立管仲为仲父，令曰善者左，不善者右，今子何为中门而立？”……
齐桓公让赞同立管仲者左立，反对立管仲者右立，实与《左传》陈怀公例相同，当然也是多数决的分列法。还有一点值得留意，《左传》中反对提议的逢滑是“当公而进”，杜预注作“不左不右”，也就是立于正中而进谏；而《韩非子》中反对提议的东郭牙则是“中门而立”，恰与逢滑的举动大同小异。这似乎表明，不仅左右分列的多数决是一种习惯性的表决方式，就连反对进行多数决，也有一种礼仪上的常规。
《左传》大约成书于战国中叶，若以今日“后现代史学”的标准来评判，以战国文献记春秋史事，又焉知其即为实录？而战国末年的《韩非子》则多藉寓言以发议论，更未必实有其事。——但即使如此，《左传》、《韩非子》的记录至少也反映了战国时代的观念和风气，至少也已证明，战国时人对多数决的观念和实践是熟悉的。陈怀公、齐桓公的例子即便是伪托的，但在战国时代的现实中，必定流传着类似的惯例，《左传》、《韩非子》的作者才能据以上推于于春秋时代。
如果说，陈怀公、齐桓公那两次多数决还只是若存若亡，未可尽信；那么，还有一个众所周知的个案应是不必怀疑的。西汉初年吕氏专权，至吕后一死，元老周勃、陈平即谋划倾覆诸吕；当时周勃趁着齐王刘襄起兵反吕的混乱局势，设计夺取了北军的控制权，于是就有了《史记·吕太后本纪》所载的这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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