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氏的分析虽甚简略，但已挑明中国上古存在多数决观念，也存在尊重民意的观念，尽管这类观念有极大的局限性。后来顾敦鍒的《中国议会史》也沿袭了梁氏的见解（苏州木渎心正堂民国20年版）。

据我所见，对中国是否存在多数决原则一事，恐怕以萨孟武研讨最多最详。他曾将德国法学家耶利内克（g.jellinek）的dasrechtdesminoritaten节译成《论少数人的权利》（1895），此著远早于《多数决原则的历史》一文，对多数决的起源已有一定的论述（见《孟武自选文集》，[台]东大图书有限公司民国68年版）；六十年代初他的《民主政治的本质》有“多数决的制度”一节，综述了多数决的历史，实际上是多数决在西方的历史——他征引的西学文献，除了前述甄克思、耶利内克的著作之外，也已包括海因伯格的《多数决原则的历史》（见《民主论丛》，[台]正中书局民国51年版）；而在《中国政治思想史》里，他又重复了《民主政治的本质》中的认识，并附带申论：

吾国古代没有“多数”与“代表”的制度，因之先哲就没有民主思想……因为先哲没有民主思想，所以他们多寄望于圣君贤相，俾能实行forthepeople（按：民享）的政治。何况既然注重贤圣了，贤圣的观念更剥夺了“多数”的观念。（[台]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民国58年版，页17）

其后在《儒家政论衍义——先秦儒家政治思想的体系及其演变》一书中，他一方面延续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结论，仍指中国未曾有过多数原则和代表制度；另一方面又稍有修正，根据《孟子》、《申子》、《韩非子》及汉代史事指出：

代表制度，吾国先哲绝对未曾想到；多数人决定的方法，有时亦曾采用，但未曾确定为制度。（[台]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民国71年版，页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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