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平民），则分别代表了五个方面的表决权——陶希圣曾将此视作王、贵族、庶人、僧侣四者的投票权（卜者、占者都属僧侣，拥有两票的权力），但他仅着重于投票权所代表的身份或等级（《辩士与游侠》第一章，商务印书馆民国20年版）；而就事论事，这段话在辞义上首先反映了一种多数原则：“从”即同意，“逆”即反对。五票同意，就是全体通过，谓之“大同”；一般情况，凡三票同意，两票反对，则算多数通过，结果为“吉”；大约因为王和卜者、占者的地位特殊，如王、卜者两票同意，或卜者、占者两票反对，则是特殊情况，特殊对待。这样以五票的多数为决，跟斯巴达由五个执政官表决作决定（据《多数决原则的历史》），可谓不约而同。
我相信，将此视为多数决原则的明确表达，是绝不勉强的；尽管它恐怕只是一种理想化的制度设计，而不曾真正成为实际运用的规则。前人如严复、萨孟武固然都没有注意到《洪范》这一节，就连梁启超，也仅拈出“谋及庶人”一句；惟有陶希圣以“投票权”指称其制，已接近认识到其中蕴含的多数决观念，确有卓识。
梁著《先秦政治思想史》曾引《周礼·秋官司寇》以下文字，证明中国早期的民本观念：
小司冦之职，掌外朝之政，以致万民而询焉：一曰询国危，二曰询国迁，三曰询立君。……小司冦摈以叙进而问焉，以众辅志而弊谋。
这里的理想设计，正与《洪范》“汝则有大疑，谋及……”用意相通，“国危”、“国迁”、“立君”三事，也即《洪范》所谓“大疑”。下文又说：
以三刺断庶民狱讼之中：一曰讯群臣，二曰讯群吏，三曰讯万民，听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
则无论国家大事，或民事诉讼，都要听取“万民”的意见而作决定，这显然表现出一种尊重多数民意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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