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屡引《左传》为据，其中最值得重视的有两例。一为春秋时成公六年，晋国栾书（武子）领军救郑，与楚军对垒，部下欲战，但因知庄子、范文子、韩献子三人反对而罢，于是出现了这样的对话：

于是军帅之欲战者众。或谓栾武子曰：“圣人与众同欲，是以济事，子盍从众？子为大政，将酌于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战者，三人而已。欲战者可谓众矣。《商书》曰：‘三人占，从二人。’众故也。”武子曰：“善钧，从众。夫善，众之主也。三卿为主，可谓众矣。从之，不亦可乎？”

在此，主战者作为多数派，搬出“圣人与众同欲”和《洪范》三人从二的理由，向主和的栾书进言；而栾书的意思，似是认为“善钧（均）”，即机会均等，则应付诸多数决定；但何种机会为“善”，又应相信贤者之见，并强辨“三卿为主，可谓众矣”。也就是说，栾书没有接受主战派的意见，但表面上也不得不承认“从众”的原则。萨孟武将此视为“吾国古人反对多数”的事例，未免有些扭曲证据（《西洋政治思想史》，[台]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民国67年版，页2）。其实这至少可以说明，多数原则在当时虽不是一种强制性的绝对律令，却也是一种普遍性的自然规范，决策者也不能无所顾忌。

另一例是哀公元年，吴国击败楚国后，意图使陈国归附：

怀公朝国人而问焉，曰：“欲与楚者右，欲与吴者左。陈人从田，无田从党。”逢滑当公而进，曰……

陈只是小国，原来附庸于楚，而此时吴国势盛，故附吴附楚，攸关国运。这种形势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