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古典民主问题的追溯，学界并非一无所论，但大都着重于思想层面，仅作思想史的梳理，而忽略了制度和规则方面——多数决问题，似乎就可算古代史研究的一个盲点。以我个人的涉猎，则仅知有以下数人而已。

严复1903年所译英人甄克思（e.jenks）《社会通诠》（1900）一书，有“国家之议制权分”一章，对多数决有专门讨论，称之为“从众之制”：

用代表之治制，而操国家议制之权，则必先有一法焉，而后有以行其制也，则从众是已。夫从众，今日有议院之国所同用也。虽然今同，而云古即如是，则不可。古之民不识从众之义也……议院之从众，仅始于近古，前夫此者，未尝以众同为决议之物也。

可知甄克思认为，即使在西方，多数决也是近代才形成的制度。故严复亦承其义，在按语中表示：

宜乎，古之无从众也！盖从众之制作，必社会之平等，各守其轸畔，一民各具一民之资格价值而后可。……即今中国，亦无用从众之法以决事者。

但甄克思又自相矛盾地指出，古代社会有一种“哗噪之选举”：

其始之出占，非若今之书名投匦也，众各呼其所举者之名，为哗噪，所众举者，其声洪以闻，所寡举者，其声微以弱，此其以众蚀寡之道也，其法之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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