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双方呼声的大小以分胜负，是为呐喊（shout）法；通过分行计算人数的多少定胜负，是为分列（divide）法；两者都是多数决的原始形式。这就意味着，多数决原则虽在近代西方始大行其道，但却不能说仅仅是近代西方的产物。

以西方民主观念和制度为参照，发掘本土相应的史迹，是近世以来中国思想家一种自然而然的思路——梁启超作于1896年的《古议院考》是如此，作于1922年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仍是如此，他在书中引用了《左传》所记栾书（武子）的对话，并说：

……读此一段，可以知吾先民对于“多数取决之制度”，作何等观念。多数取决，为现代议会政治一铁则，良无他道足以易之。……栾书之言谓两善相均则从众，果能如此，真可以现出理想的好政治，独惜言之易而行之难耳。（《先秦政治思想史》“前论”第三章）

又根据《尚书》、《周礼》、《左传》等书指出：

《盘庚》有“王命众悉至于庭”语，《大诰》《多士》《多方》等篇，一读而知为周公对群众之演说辞。以此推之，或如希腊各市府之“全民会议”。盖古代人少，实有此可能性也。《洪范》所谓“谋及庶人”，殆遵此道。……古代人民最少对于此三项大政（按：指国危、国迁、立君），确有参与之权利。此种方法，在人口稍多的国家，当然不可行，故战国以后，无得而稽焉。要而论之，我先民极知民意之当尊重，惟民意如何而始能实现，则始终未尝当作一问题以从事研究。故执政若违反民意，除却到恶贯满盈，群起革命外，在平时更无相当的制裁。此吾国政治思想中之最大缺点也。（《先秦政治思想史》“前论”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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