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意义上的当代，必然是现代性的最激烈、最充分、最政治化的形态；而最高意义上的当代文学，必然是文学本身最政治化、最具有矛盾性的状态，这种状态不仅仅界定当代文学，它事实上在一个特定的意义上界定着文学性本身，由此回溯性地界定一切关于文学和文学史的思考和讨论。当代文学自身的不确定性，同时也具有批评和理论的蕴涵，除此之外，一切都属于历史，属于过去，属于当代意识的对象领域。现代文学也好，古代文学也好，作为知识的文学理论也好，都只有“史”的含义，而当代文学总体上同“历史”和“知识”对应或对抗，因为它存在的本体论形态是行动，是实践，是试验，是冒险，是选择、判断和决定。文学虽然是一种表象或再现，但就其最内在的想象力和赋形能力来讲，它不属于反思和观念的谱系，而是属于一种不确定的、尝试性的生产性或创造性活动，即一般意义上的艺术活动，并通过这种自身的内在属性而进入了广义的“当代”和“当代文学”所包含的文学本体论和政治本体论。

重建文学与社会的关系

王晓明（上海大学）

　　我们这个会议的会标，在“共和国文学”后面打上了年份：1949－2009，就是说，我们是在讲过去发生的事，是在谈历史；当然，是站在今天来谈历史，就如刚才大家说的，是从“当代”或者“当下”来说历史；但是，更重要的，我们站在今天谈过去，眼睛却是望着将来的。将来是什么？这次会上有一个小组的题目叫做“重建文学与社会的关系”，我想这个大概就是我们很多人共同关心的一种“将来”。

　　说“重建”，意思就是说，我们对现在实际存在的文学跟社会的关系不满意。虽然不满意是很普遍的，但“重建”非常困难。我们要重建的是两者的关系，但这两者：文学，社会，本身歧义都很大。什么是“社会”？今天中国的社会是怎么样的？中国思想界最根本的分歧，大概就在怎么来解释中国今天的社会这一点上。

　　再看文学，今天的中国文学到底是什么？它在哪儿？都是问题。从现在互联网的情况看，可以说今天中国大陆的文字阅读人口——或者说文学人口——的总数并没有减少，甚至还在扩大。文学图书的出版总量也在增长。上海本来只有四个中文系，最近十年，增加到了七个。可是跟这样的情况相对应的是，我们习惯上认定的文学，对社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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