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东讲的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存在的政治性是批评的出发点。但问题在于怎么保证存在的政治性，我理解蔡翔老师那个所谓现实的虚构或者当下的虚幻，也和怎么来保证存在的政治性有很大的关系。说实话，我对先锋文学和先锋批评态度比较复杂，因为我和文尖都是1985年进大学中文系的，可以说恰恰是被先锋文学唤醒的一代，仔细追究，我们的文学观就是被先锋文学和先锋批评所塑造的。所以对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现的如《班主任》之类作品，我们并没有多少直观感觉，相反，对先锋文学却很有感情，似乎自己是这一段历史的在场者。但今天却不得不对这一段历史加以清理，在我看来，对先锋文学的清理其实是对自我的清理，尤其是对自我的文学感觉的清理。在这一点上，坦率地说，文尖和我是有区别的，他可能与旭东比较相近，那就是对先锋文学有比较多的眷恋。蔡老师说旭东心里面有一个先锋文学的梦。我认为很准确，因为有了这个梦，往形式的层面去，你就会喜欢某些特定的作品，甚至因为这个梦，而给与某种类型的作品以过高的评价。而我现在可能已经没有那个梦了。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觉得这和存在的政治性有关系。因为存在的政治性不是一种给定的政治性，而是即将到来的、逐渐生成的政治性。我对先锋文学的厌倦，恰恰不是因为它当时在历史中所发挥的作用，而是当先锋文学所形成的这一套对文学理解的方式，逐渐变成一种越来越多人接受的方式，并且被定义为只有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理解历史或现实才是文学的方式，也就是说它变成了一种凝固的没有活力的方式，我才觉得要告别这种文学了。

重新引入“历史维度”

吴晓东（北京大学）

　　因为我在现行的学科体制中是属于现代文学专业的——现在只有北大，还有少数的几个学校的中文系现当代教研室分开。所以称我们的现代文学的体制现在是被当代文学创造出来的，这对我们现代文学的打击，可以说多少是有点毁灭性的。但是我非常非常认同旭东先生所谓的这个“当代性生产现代文学”的说法，而且我觉得“当代性”的概念甚至也是一个比我们一直用的“现代性”更具生产性的一个概念。我是非常赞同“当代文学生产现代文学”这样的表述的，我可以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一书中的一个说法来印证所谓“当代文学生产现代文学”。安德森的书中有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他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孕育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什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孕育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与历史的进程和人们的常识完全相反。安德森的本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在一个“起源的现在”的意义上孕育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而旭东先生的“当代性”的范畴在一定意义上说，正构成了现代文学的一个“起源的现在”。

　　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旭东先生这个“当代性”是否就是从60年这个时间段的当代文学中生发出来的？既然是当代性可以生产“现代文学”，那么是否同时存在一个“当代性”也在生产“当代文学”这样一个问题？我还有个疑问，就是为什么政治的当下性是“当代性”这个范畴中最核心的界定？当然我十分认同政治的当下性的确构成了界定“当代性”这个概念的核心内涵，而且我也很赞同旭东先生对“当代性”中的“未来指向”的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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