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的概念是中国文学的不幸又是侥幸

陈晓明（北京大学）

　　如何去理解当下性，我记得2001年杰姆逊提出一个“当下本体论”的命题。这个“当下本体轮”其实是整个后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的问题，从齐泽克那里也可以看到，包括内格尔、哈特的《帝国》都试图建构一个当下性的问题，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与激进化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要应对当下的问题，当下是所有问题的出发点。确实我们现在称之为当代的范畴，有中国自己的学理内涵，在西方并没有“当代文学”这个概念，这是中国的不幸又是中国的侥幸，我们有这样一个当代的概念，使我们的阐释途径和阐释立场得以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开展空间，以及开展的资源。西方的当下性是资本主义历史的无法更改，称之为“历史的终结”似乎也不为过。尽管我们可以批判“历史终结”论，但资本主义的当下性确实翻不出多少现实的花样，但中国不同，中国当代性永远是生机勃勃的，无限变异与无限可能性。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阐释可能的当下空间。这一点我们怎么去牢牢把握住它，而且同时去找到它的更大的一种力量，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应该考虑的。当然，考虑阐释的出发点与目标时我又有很多的困惑。诸位的思想与立场我是极为重视的，尽管把诸位命名为“新左派”未必恰当，但诸位的学理立场在当今中国确实有独特之处，与80年代延续至今的我这代人的学理立场还是有些区别的。正因为此，诸位的学理立场也经常构成我自我反思的参照体系。我们对现在的当下性感到焦虑，一方面我们在遗弃它，另一方面在遗弃它的过程中我们又感到困扰。旭东并不想完全停留在前30年，他试图在当下性中建立起一种阐释前30年的立场和话语表达方式，或者说批评方式。今天我们来讨论重新阐释并不算为时太早，同样，我们重提批判性和反思性也不算太迟，反而是恰到时机。我们今天的批判性和反思性并不是回到从前的政治立场，在简单明了的“拨乱反正”的旗帜下，其实是把前30年封闭于历史仓库中。我觉得对前30年的神圣化和对社会主义经验的神圣化也还是我们依然要警惕的，这是当代性开展的一个维度，如果说没有立足于当代性对前30年的一个反思性的批判，我觉得它会关闭它的空间，会使重新打开的论域窄化，变成我们自娱的学术话语。

清理80年代的先锋文学

罗岗（华东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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