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体制里，出现了颇为严重的文学史崇拜现象；也确实到了须要纯正的“批评”出面来以正视听的时候。从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发生来看，这一点则格外清楚：是1949年之后那个时代对文学性的理解——而在那种理解的背后，站着旭东先生刚才所说的“政治性”——生产了对于学科的需求及现代文学史的基本面貌。这就是说，“当代文学”生产了“现代文学”，不仅是一个理论的断言，也是相当符合历史实践的。这里，非常值得继续发挥的论题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共和国60年里几次大的学术范式的转换，正可以透过“文学批评与文学史写作的关系”这个视角得以高屋建瓴地观察并讨论。特别是当今，在文学史越写越厚、文学史研究越来越碎的情形下，很有必要提出一个问题：一种全面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有无可能？比如在我看来，最近二十来年里，文学研究界大致分成了两大套路子，一个我称之为“重阐释”的传统，就是强调文学的政治性、看重“形式的意识形态”的读法；另外还有一个“轻阐释”的传统，就是从所谓文学性出发、在文学史内部展开的读法。这里的“轻”与“重”我希望不含褒贬，而所谓的“轻”，还要有点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那意思。然而，我知道很难。要“轻”出一个“不能承受”的味道很难；“轻”与“重”之间，连不含褒贬都难，更不用说要二者取长补短该有多难了！当然，我们宁可要货真价实的“重”或者“轻”，也不要廉价的“不轻不重”，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还得弄清楚“孰轻孰重”。所以，只有在不可能前提下创造出来的，才是真正的可能，无论是文学，文学批评，还是文学史研究。
如何面对文学史的解读
蔡翔（上海大学）
我想旭东谈“当下性”不是想把当下凝固化，刚才旭东自己也认为“当下性”的内部充满了复杂的搏斗和变化。但是我要引申开来说什么呢，一方面，所谓“当下”，这个“当下”本身也是被塑造出来的，这个塑造包括了历史的塑造，所以我们对“当下”的理解不能仅仅理解为它是一个已经被塑造出来的“当下”的形态。所以，更重要的可能是如何摧毁这种“当下性”，然后创造一个新的“当下性”。这就涉及到我们在文学领域里面如何面对文学史的解读和讨论。《公开的情书》和孙甘露的《信使之函》，都涉及到了“信”，一个是具有启蒙色彩的作品，一个是先锋派的作品。我当年读《公开的情书》的时候，一个最奇怪的感觉是好像回到了19世纪，因为我们都知道“文革”后期整个中国都似乎回到了19世纪，一方面是政治高压，一方面是民间的大大小小的读书团体，各种各样的新的思想和实验精神开始萌芽。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正是在文革后期出现或者说形成了一种新的“同志”的概念。19世纪和20世纪，它的基础就是“同志”，有讨论，有“写信人”和“收信人”。但是在孙甘露的小说中，我们看到，它只有“写信人”，用德勒兹对卡夫卡的描述来说，只有“写信”的欲望，但是没有“收信人”，也就是说在80年代的中后期，我们感觉到“同志”这个概念在中国逐渐地解体。那么现在马上就对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到底是《公开的情书》是我们的当下，还是先锋派文学是我们的当下，哪一种是我们的当下？我们很容易说，先锋文学的叙事建构起来的是我们的当下——漫无目的地行走，没有未来没有方向，只有倾诉的欲望，没有我们可以交流或者沟通的可能性，等等。这当然是我们的当下了，但是我想很多人可能会不满足于这个当下。他要通过对历史的某个幽灵的召唤，重新创造一个19世纪，因为19世纪打开了我们通向20世纪的道路。当然这并不涉及对某些叙事的历史评价，不涉及文学史的评价问题，而是说我们要寻找、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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