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诗歌的意象问题。欧阳修有着自己的独特理解。在《六一诗话》中，记载着他与梅尧臣的一段关于诗之意蕴与语言关系的论述：

圣俞尝谓予余曰：“诗家虽率意，而造语亦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贾岛云：‘竹笼拾山果，瓦瓶担石泉。’姚合云：‘马随山鹿放，鸡逐野禽栖。’等是山邑荒僻，官况萧条，不如‘县古槐根出，官清马骨高’为工也。”余曰：“语之工者固如是。状难写之景，含不尽之意，何诗为然？”圣俞曰：“作者得于心，览者会以意，殆难指陈以言也。虽然，亦可略道其仿佛：若严维‘柳塘春水漫，花坞夕阳迟’，则天容时态，融和骀荡，岂不如在目前乎？又若温庭筠‘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贾岛‘怪禽啼旷野，落日恐行人’，则道路辛苦，羁愁旅思，岂不见于言外乎？”

这段话表现出宋代诗论的平实淡然，将感受与义理融为一体的特色。梅尧臣与欧阳修的观点是一致的。这就是继承了中国自先秦以来中国古代哲学与文论的言意理论，提出最高的诗境乃是“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认为这样的诗歌作品才是最好的作品。这里实际上涉及诗作的审美标准问题，欧阳修明确地将诗的艺术标准置于很高的地位。这与历史上许多文道论片面强调道而忽弃艺术性的做法大异其趣。欧阳修与梅尧臣深契于诗的独特的美学奥秘，认为诗的鉴赏是一种主体性极强的创造活动，它是作者得于心，览者会于意的交融过程。其中浸透着深刻的文化修养成份。为了说明近种机杼所在，，他们还列举了一些名句来说明之。从这些句子的赏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二人推举的是那些含蓄蕴藉的作品，而反对那些浅露的作品。

苏轼对文章与天地之道的认识可以说是融会了儒家与道家的思想。他既强调道的教化意义，同时也认为道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是一种具体的事物规律：“南方多没人，日与水居也。七岁而能涉，十岁而能浮，十五而能没矣。夫没者岂苟然哉？必将有得于水之道者。”(《日喻》) 苏轼对文艺价值的推崇，是建立在他对于创作自由的认识基础上的。苏轼《答谢民师书》中云：“求物之妙，如系风捕景，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乎？”明代的李贽崇尚冲突灵动之美，以此代替法度中和之美。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有不少文人把古人的法度作为创作的圭臬，忽视作家的创作能动性，如江西诗派和明代前、后“七子”的理论。明清以来崇尚个性的作家一般都反对这种做法，强调作家灵活运用、突破常规的创作精神。李贽大声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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