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研究之所以引人瞩目，是因为它同时在自觉地回应着三方面问题，一是它在回应新的中国社会和政治、文化的变迁，思想史世界的混乱，需要重新回顾过去，重新梳理脉络，找到思路；二是它在回应东洋和西洋，包括各种长久固定的学科制度和各种蜂拥而入的新理论、新方法；三是它在回应1970年代以来，近三十年间不断出现的各种新史料的刺激和挑战。

    在正式讲演前，说几句题外话。六十年前的12月17日，胡适先生在普林斯顿大学度过六十岁生日。我比胡适小六十岁，似乎很巧合，六十年后，我也将在普大度过我的六十岁生日。当年的胡适心情很黯淡，那天晚上，他乘火车回纽约，想到自己有心脏病，人寿保险公司也不肯接受他，就像周质平教授说的那样，在普大的时光是他一生的“黯淡岁月”，我是否也将度过一生的黯淡岁月？不好说，这当然是玩笑。但是有一点请大家注意，就是那天，胡适写了《生日决议案》，郑重地说，如果生命不太久了，他要还一生的文债和心愿的话，那么第一个就是写完他的思想史，可见，胡适在心里最关心的一直是思想史。

    转入正题，为什么中国学者那么关心思想史？

一、思想史在中国为何很重要？

    在中国人文学者心目中，历史、思想和政治，始终处在很核心的位置。之所以要讨论思想史，就在于思想和社会，历史和现在，古代和现代关联得太深了。

    现在西方学界中，思想史研究并不是热门，中国思想史研究更不是热门。台湾史语所所长黄进兴院士，在最近写的一篇文章中，就谈到了思想史在西方学界的衰落。他在文章开头引用Paul K.Conkin的话说“思想史曾有短暂的辉煌，眼前却是四面楚歌，而前景黯淡无光。”文章最后，他又引用朝鲜战争时期麦帅(Arthur MacArthur,  1880-1964)的名言“老兵不死，只是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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