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对于古代中国政治文明的整体估价。大家过去有的会强调它对文官制度的建设、对社会流动的推动、文人士大夫对皇权的制约力等，或者强调它的缺乏制度与专制集权。可是，现在由于有了对欧洲历史背景的警惕和所谓后现代、后殖民主义的理论，似乎觉得这些原本简单的评价，就好像有些不太对头；可是，反过来说中国古代没有“专制”，是不是就对头呢？问题一方面涉及历史，一方面指向现实。

    第二，中国传统文化、“国学”，是否可以窄化为儒学与儒经？是否中国有一个“复数的传统”？佛教和道教在这个传统中应该如何评价？它可能成为建构现代中国的文化基础，并成为对抗西方文化的核心吗？

    第三，借助西方对“现代性”的自我反思和后现代理论对现代的瓦解，现在有人觉得中国传统也许正是西方文化的“解毒剂”，这使得一切本来自明的历史变得不明确了。可是，到底真的历史是这样，还是一种反抗现代性的论述策略，或者只是西方后殖民主义理论的翻版呢？历史的追索和对当下的思考，也由此连在一起。

    第四，对于王朝作为国家的历史正当性，对于历史上的中国文化认同，好像也有问题了。古代中国对于世界和国家的看法，和其他民族与地区为什么不同，这些不同如何延续到现在的中国国际政治观念？历史上只有一个简单的国家认同（政治认同），还是可以有不同的文化认同、历史认同和政治认同？

    很多过去天经地义的前提或预设，都在被质疑。可是在中国，由于这些前提或预设都与政治合法性相关，而政治性话题很难在公众社会和学术世界中表述，制度性的问题又主要是行政官员的事情。所以，知识界习惯的仍是“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可是过去的哲学史或者思想史——我们常常开玩笑说，思想史好像是“大号哲学史”——是否可以理解中国的思想、信仰和知识？那种唯物对唯心、进步与落后样式写出来的思想史，是否可以重现古代场景，是否可能回应当代的思想关怀？我一直强调，过去中国思想史著作，基本上是“建立系谱（书写正当性思想的脉络）”和“表彰道统（对于正统思想的凸显）”，意识形态性很强，所以必须改变，思想史写法的改变，在中国实际上就在破除固执的旧观念和旧方法的笼罩。

    最后是第三点。近几十年来，新资料在不断增加。1970年代以来不断出现的国内新材料，对以前的思想史脉络构成挑战。比如马王堆、张家山、银雀山、走马楼、郭店、里耶、悬泉置考古发现的简帛资料、西洋和日韩各种有关中国的文献资料的引入、各种图像资料的解读，电子出版物的增长，给思想史提供的边缘资料，迫使中国思想史研究者不得不回应它们所提出的问题，改变过去哲学史或思想史的既成脉络和固定结论。傅斯年当年说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是史学变化的最简单途径，一旦史料扩充了，历史就不同了嘛。可是最近几十年，思想史不需要那么麻烦地到处去找东西，很多新材料新文献很现成地就来找思想史了。如果容许我简略概括，有几点很重要：第一，让我们“重返古层”，这里我用了日本丸山真男提出的概念，就是思想和文化的深层和下层，因为近年来考古发现、边缘史料、图像资料越来越多，让我们关注到了少数精英之外；第二，让我们“走出疑古”，这是李学勤先生的说法，虽然这个提法有些片面和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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