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很有趣的是，大陆学界却相反，思想史研究一直是热门，而且最近十几年更热。刚才提到的，五四时期知识界领袖人物胡适，后来他坚持把自己最初的著作《中国哲学史》，改称为《中国思想史》，还编写了好几次《中古思想史》的提纲和讲义；改革开放时期即1980年代，李泽厚有关思想史的三部著作，也曾经是“文化热”的重要历史资源；余英时先生关于思想史的各种著作，也在中国大陆产生过深刻而久远的影响；在座的艾尔曼教授、汪晖教授和我，也都是在思想史研究领域的。在中国，不少原本是文学和哲学的研究者也转向了思想史，甚至有人觉得现在的“思想史热”造成了中国“学术格局的失衡”。

    近十几、二十年中，思想史研究尤其是中国思想史研究，在中国大陆不止在思想史学科内有影响，而且影响到学科外；不仅刺激了有关“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而且促进了历史学科其他领域研究方法的转变，甚至引起了文学史、艺术史、政治史等学科的反思。特别是，它还引发对当下中国的思想、政治和文化的重新省思。那么，为什么偏偏是思想史研究在当代中国起了这么大的作用？为什么思想史研究在当代中国受到这么多的关注呢？我想，有三个关键词一定要注意：那就是在中国人文学者心目中，历史、思想和政治，始终处在很核心的位置。因为中国有长久的历史传统，所谓“国可亡，史不可亡”，反过来说“欲亡其国，先亡其史”，就是说“历史”是民族或国家的一个认同基础。从古代中国的“有史为证”，到现代中国的“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事情先要参考“历史经验”后再有个“历史结论”，批林就得批孔，反周恩来也得扯上周公。

    同时，思想也很重要。我一直觉得，现在的中国仍然在“未完成的现代过程”之中，仍然是在晚清、五四那个从“技术”到“制度”、从“制度”到“文化”，从“文化”到“观念”的不断寻求变革的历史延长线上，那些重要的价值如民主、自由、科学、公平、正义等等，始终需要在观念层面得到确认，并且在制度层面加以落实。这就是“道”，中国人讲“道”是最根本的，虽然现在像战国时庄子说的那样，“道术将为天下裂”，可是，中国人还是要寻找根本的“道”，“道”是什么？就是思想，思想也是硬道理。胡适六十岁时接受过一次采访，他回答记者说，他并不想直接从政，因为“思想文化的途径有其巨大的力量，有其深远的影响”。

    接下来，“政治”也特别重要。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政治高于一切的传统，“国是”一直可以笼罩和改变经济制度、社会风貌、文化趋向和日常生活。不过，政治问题不宜轻易讨论，所以，看起来是“过去故事”的思想史研究，其实往往就是在对古代的检讨中，让这些现代价值获得历史合理性。正像梁启超所说，思想常与政治变化有关，而政治变化又必以思想为基础。之所以要讨论思想史，就在于思想和社会，历史和现在，古代和现代关联得太深了。在中国这种历史传统很深的国家，在中国需要思想指引的时代，“让历史归零”是不可能的，“把政治忘掉”也是不可能的，怎么办呢？像林毓生先生所说的，“借思想文化来解决问题”。

    中国知识分子一直有一个传统或者说习惯，就是入了《文苑》不行，得入《史林》，入了《史林》也不算完，还得入《儒林》，最好是入《道学》。因为光靠文章诗赋不行，那是“雕虫”“末技”，靠史传小说也不够，连司马迁也说，皇帝对史家如“徘优视之”。所以，不仅要有经学著作，更要提出大的笼罩性观念才行。所以，政治、风俗、教育、制度的任何变化，都会被放在思想视野中作政治解读，而任何思想的历史变化，也必然会被政治性地理解为要推动制度变化。正因为如此，在中国，专业学者、自由文人、论政者之间，很难有清晰的界限，任何对文化、学术和思想的历史清理，背后常常有现实的政治目的和批判意图，人们希望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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