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学术界出现了和西方学术界很不同的取向，如果说，西方历史学界逐渐从思想史转向社会史或新文化史，那么，在1990年代中期的中国，则出现了很强烈的、至今持续的“思想史热”。

三、中国思想史研究将来为什么还会重要？

    这十几年来，中国大陆的思想史研究状况有很大的变化。要使思想史研究在中国一直成为社会关注中心，最重要的还是中国思想史研究者能否在历史讨论中保持对现实的针对性，即他们能否诊断当下的思想问题。

    中国现在说的“思想史研究”，实际上是一个很开放的领域。正因为思想史的边界很开放，所以它能够连接各种各样专门领域、容纳各种各样文献资料，社会、文化、经济、风俗、宗教、政治等内容，都被包容整编到思想史的大脉络里了。像普林斯顿大学余英时先生的《朱熹的历史世界》，虽然他说是政治文化的研究，可是，我们仍然把它当成开放了的新思想史著作，这种思想史特别容易引起各不同专业学者的关心。应当说，这十几年来，中国大陆的思想史研究状况有很大的变化，容我简单地归纳，我觉得变化很大的几个方面是——

    （一）新文献与新史料的充分运用与“眼光向下”的研究趋向，促使思想史研究思考精英和经典思想的“制度化”、“风俗化”和“常识化”。思想史不再仅仅是关注思想的“提出”，提出的可能是少数天才，也可能提出了就湮灭了，而同样要关注思想的“实现”，实现了的是在社会生活里面称为制度、常识和风俗的思想，也是真正在历史上产生作用的思想。这样你就得关注风俗史、教育史、制度史等等，不能把电光火花一样的少数天才当思想史的基本脉络，当思想的连锁环节。举一个宋代的例子，如果大家都以理学为中心，那么北宋濂洛之学出现，理学家那种伦理道德严格主义就应当写在北宋。可是如果你注意到杀人祭鬼的流行、薅子弃老，注意到北宋司马光劝谏皇帝勿看女子裸体相扑，就知道理学家那种伦理严厉化的思想，是渐渐地差不多在南宋以后才成为制度、共识和基本常识的，这是一个历史过程，也是思想史过程。

    （二）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思想史和政治史、社会史与知识史的融合，把思想史真正放入政治和社会语境中，拓宽了思想史的视野和范围。举几个例子。一个是天文地理之学与思想史的沟通，像我就曾经以北极北斗、古代地图来讨论思想史问题，也曾经用朝鲜史料中的有关大明衣冠的记载来讨论清代族群意识和东亚文化认同，艾尔曼教授也曾经讨论过明清科举中有关科学技术的考题是否反映中国人的知识观念变化，这都是过去思想史不涉及的话题和资料，它使得思想史和社会史、科学史、政治史之间，不再有鸿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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