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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江苏督抚对地方的教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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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3:1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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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为亟，而以教化为先。”教化是康熙帝欲实现其“至治之世”的重要法宝。大学士张英也认为：“治世之本，教化为尚”，“有教化而后有人才，有人才而后国有与立。”把教化提升到人才兴与国家立，即治理天下的根本“大务”的高度。
江苏督抚认真贯彻了皇帝重视教化的政策，并且能以身作则。他们懂得“民不从其令而从其好”的道理，即“为人上者，敬以持身，廉以励操，肃以御下，民自观而化之”，督抚清正廉明，才能表率官民，成为官民效仿的楷模。康熙中期，两江总督于成龙开启了江苏督抚为官清廉勤政的风尚。上任伊始，他就郑重声明：“本部院下车清介自持，誓不受属员一毫馈送。”果然，终两江之任，于成龙苞苴尽绝，廉洁自奉，“坚守夙操，无间初终。”而他本人“苦节自厉”，几十年如一日，“日惟以粗粝蔬食自给。”其倡导清廉、俭朴之风尚，在江南士民中引起很大震动，“居数月，政化大行。”卒后被康熙帝称赞为：“居官清正，实天下廉吏第一。”于成龙正己率属，起到了“草上之风必偃”的效果。
在于成龙的倡率下，江苏督抚大多能做到清廉公正，这在清代官风不正、贪污案迭出的官场中是一道亮丽的风景。江苏巡抚汤斌是又一杰出代表。在他就任前陛辞时，康熙帝谆谆告诫他：“居官以正风俗为先。”抵任以后，汤斌牢记皇帝的教诲，重视教化，努力移风易俗。他在治政中，坚持“以诗书礼乐为教，孜孜以人才、风化为先”。围绕着这一中心，他发布了很多告谕，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行政措施，严禁旧俗陋习，倡导新的社会风尚。可以看出，汤斌“欲用禁倡破立之法，实行教化，端正人心，树立以儒家学派为正统意识的社会新风尚”。就如他所说：“圣贤语治不过教，以田里树畜，申以孝弟礼让，遂至比屋可封，刑罚可措者。”这是他提出的“教养二字，王道之本”的最好诠释。君臣对教化的重视，如出一辙。当然，汤斌的楷模作用也不可小觑，他告谕官民：自己上任伊始，即“誓之关帝神前，断绝交游，不畏强御，受贿狗情，神明殛之”。申明了严禁馈遗、整肃吏治从自己做起的决心。而他本人生活简朴，清廉自持，日日以野菜和豆羹为食，民间称之为“豆腐汤”，“其夫人暨诸公子衣皆布，行李萧然，类贫士。”在汤斌重视教化和表率之下，“政化大行，民皆悦服”，当内迁为礼部尚书时，吴民数万人遮道焚香送别，罢市三日。汤斌治苏尽管只有短短两年，但成效显著，这与他力行教化无疑是紧密相关的。
清代江苏督抚有作为者，代不乏人，张伯行、尹继善、徐士林、陈宏谋、林则徐等，都懂得治政“莫亟于正人心，厚风俗，其道在尚教化以先之”，因此，他们在江苏任上，都能依据吴地吏治民风的实际情形，“以教化为己任”，严惩贪墨，褒扬忠节，兴建书院，讲解乡约，禁止陋俗，提倡节俭，转移风俗，并能以自身清廉奉公作表率，以至风俗丕变，教化大行。
二、倡举乡约，旌善惩恶
乡约，原是指乡村、城坊的民众以淳朴风俗、弭盗安里为宗旨自发订立的公共契约，滥觞于北宋吕大均所创的《蓝田吕氏乡约》。乡约条规遵奉儒家伦理道德，劝善纠恶，由民众共同遵守，是一种自发的民间行为。明初朱元璋颁布《圣训六谕》作为教化万民的大纲，地方官以此为指导，参照《吕氏乡约》，制定各地的乡约，并择民宣讲。乡约遂成为社会教化的一种重要形式。清代不但继承了这一传统的教化形式，更已衍变为官方的行为。清廷规定：“凡直省州县乡村巨堡，及番寨土司地方，设立讲约处所，拣选老成者一人，以为约正，再择朴实谨守者三四人，以为直月。每月朔望，齐集耆老人等，宣读《圣谕广训》、钦定律条，务令明白讲解，家喻户晓。”这是用行政命令在全国普遍建立起乡约制度。
乡约制度被清代统治者视为对全国百姓实施教化的一种重要形式，其方法是通过地方讲约来贯彻实施。讲约设有约处所，由约正、约副在“乡约所任事”，每月朔(初一)望(十五)，齐集百姓，宣讲上谕。上谕是由皇帝亲自制定并颁布的，主要有顺治九年(1652)的“钦颁六谕”、康熙九年(1670)的“上谕十六条”，以及雍正二年(1724)颁布的《圣谕广训》。《圣谕广训》颁布之后，便成为各州县讲约的规定范本，直至清末。这些上谕，皆宣扬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劝说百姓安分守法，各务本业，以使“孝愈求孝，忠愈求忠，风俗、人心日益醇厚”。一般而言，乡约主要由地方州县官劝率举行，每月朔望他们还要亲自登台讲解上谕，这一条还被纳入官员的考成。康熙时“举州县卓异，俱开本官每月朔望，讲宣《上谕十六条》”；乾隆初督抚荐举属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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