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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江苏督抚对地方的教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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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3:1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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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府州县量为设处廪谷，本院亦捐俸相助。丁日昌抚吴时，不但制定了完善的“社学章程”，还要求所属地方各县须创办社学不少于四所，以城镇馆所或庙宇为教学场所，并且自己也带头捐廉俸办学。江苏督抚对书院的恢复和创办贡献尤多。雍正二年(1724)，总督查弼纳在江宁府创建钟山书院，在全省选拔秀异士子入学读书，月给膏火，延聘经明行修之师讲授，雍正帝还亲书“敦崇实学”扁额赐之；十一年(1733)，雍正帝又赐库银一千两重加修葺。道光十八年(1838)，总督陶澍又在江宁盋山园建惜阴书院，并自捐养廉银一万两，“发典生息”，作为士子读书之资。但这两个书院同治年间都遭兵火焚毁，两江总督曾国藩在兵乱后的各项急务中，先命建钟山书院，后继者李鸿章又重建惜阴书院，并以后湖租银、典商生息、淮盐引捐等为支出经费。光绪初年，总督沈葆桢筹增两书院常年经费，“专款并办。”而在苏州府，两江总督范承勋首先修整了文正书院，尤在其门外建“先忧后乐”石坊；巡抚汤斌也捐俸重修了鹤山书院；康熙五十二年(1713)，巡抚张伯行又择地创建紫阳书院；到嘉庆十年(1805)，两江总督铁保、江苏巡抚汪志伊还创建了正谊书院，都崇祀朱子，讲明正学。江苏书院大都传授程朱理学，并对士子课以八股文，由此，书院事实上已成为科举考试的预备学校，被纳入了官学化的轨道。督抚除聘请有一定声望、学术造诣较高的学者担当掌院的山长外，并亲自制定书院规条，要求士子先要励志、立品，然后勤学业、穷经史，达到培育人材、兴行教化的目的。
一些江苏督抚利用公事余暇，亲自去官学或书院讲学。如汤斌到苏州府学“定期讲学于堂，诸生执经问业，远近咸集”；张伯行则每月三四次亲至书院讲学，与诸士子反复讨论朱、陆之异同，虽或议论不合，然言厉而色和，以至士子有圣人再现之感叹。两江总督德沛历官一地，“务立书院，聚徒讲学”，亦常到儒学，“讲《大学》，桥门俯听者千余人，皆悦服。”他如尹继善、陶澍等更常至书院讲学，并定期与士子作文、赋诗，广纳才彦俊士。
江苏督抚重视学校教育，大多自捐廉俸，或整饬官学，或倡办私学。他们还在公事之暇亲至学校，或传授程朱理学，或褒奖优异学子。凡此种种，都是为了扶植士类，宣扬教化，使社会形成重教向学的风尚，正所谓“圣道明而后人心正，人心正而后风俗美”，以“庠序之教化”，收“表率民俗”之效。这就大大推动了江苏地区文教事业的发展。
江苏督抚对社会的教化措施，以上数条仅仅是较为重要者而已，当然还有其它一些措施，如重视乡饮酒礼，提倡用宗族力量教化族人，等等。可以说，大部分江苏督抚都能重视教化，不但能以身作则，而且能采取上述种种措施，身体力行，悉心关注，孜孜求治。在他们任职期间，民风返朴还淳，社会比较安定，百姓生活较有保障。然而，这些督抚实行的措施也许能收效于一时，却不能收效于久远，现实离他们努力的目标还有很大的距离。于成龙、汤斌等先后都不遗余力地大兴教化，然而他们离任后又是故态复萌，而且几乎每一任督抚都会强调兴行教化的重要性，可见这一问题始终严重存在。这跟教化的性质有关，任何教化的措施，都不可能以一纸禁令或强硬的手段去执行，只能因势利导，徐徐教化，并且要做好各种善后工作才能收取实效。因而，在封建专制制度下，人去政亡，不久积习重现的现象，是无法得到根本上解决的。 上一页 [1] [2] [3] [4]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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