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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的宗教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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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4:4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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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夏佛教的传播、发展与道教
现 代 法 学 邵 方：西夏的宗教法
佛教在党项立国前，已经开始兴起。西夏立国后，统治者极力将佛教定为国教，西夏政权大开“以佛治心”的国策，佛教在西夏盛极一时，与西夏政权相伴始终。佛教在西夏广为流行，发展为国教的同时，道教在西夏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西夏王权与宗教，主要为佛教紧密结合，而佛教又为西夏政权的稳固和合法性提供了重要保障。
(一)西夏佛教的传播和发展
党项内迁到河西、陇右地区后，与当地汉族和其他各族人民交错杂处，往来频繁，而这一带本身就是佛教信仰兴盛的地区。党项周边的汉、契丹、回鹘、吐蕃等民族已经信仰佛教，党项族也必然受其影响。其居住地区的近邻，有诸多著名的佛教中心，如五台山、天水麦积山等，对于佛教在西夏的传播也起了积极影响。早在李德明时期，就曾派遣使者到五台山敬佛供僧，佛教在党项王族中已经盛行。到元昊时，更加快了推行佛教的步伐，史称元昊通晓“浮图学(佛学)”，也曾遣史到宋朝佛教胜地五台山供佛。元昊曾下令以每一季第一个月的朔日为“圣日”，要求官民礼佛。《西夏书事》卷十八记载：“曩霄(元昊)五月五日生，国中以是日相庆贺。旧俗止重冬至，曩霄更以四孟朔为圣节，令官民礼佛，为己祈福。”这种用行政命令扶植佛教的作法，将佛教推上了更高的地位。西夏文的创造为翻译佛经，大规模发展佛教奠定了基础。天授礼法延祚十年(1047年)，元昊“于兴庆府东一十五里役民夫建高台寺及诸浮图，俱高数十丈，贮中国所赐《大藏经》，广延回鹘僧居之，演绎经文，易为蕃字。”[5]212元昊以后的历代西夏皇帝也都大力推行佛教，多次向宋朝求取佛经，大建佛塔佛寺，广兴佛事。
西夏在接受中原佛教的同时，对吐蕃(藏传)佛教也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党项和吐蕃两族有着长期的交往。吐蕃佛教初祖噶玛噶举派法王都松钦巴( 1110—1193年)，不仅在吐蕃影响很大，也深受西夏仁宗皇帝的崇敬。仁宗曾遣使入吐蕃专程迎请，都松钦巴未能前往，派遣其弟子藏索格西来到西夏。藏索格西被西夏皇帝尊为上师后，又组织力量大规模翻译佛经。吐蕃萨迦派第三代祖师札巴坚赞( 1149—1216年) 的弟子迥巴瓦国师觉本，也曾被西夏皇帝奉为上师。至少在西夏中后期，吐蕃佛教中的噶玛噶举派和萨迦派都已传入西夏。(注：
班钦索南查巴新红史，黄颢，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转引自史金波西夏的佛教[J]法音，2005(9)：21)西夏中期以后加速了藏传佛教的推行。在莫高窟、榆林窟及西夏境内的酒泉文殊山、肃北五个庙、永靖炳灵寺、玉门昌马下窟、裕固马蹄寺、武威天梯山、宁夏固原须弥山等石窟中，都有藏传佛教的遗迹。在著名的凉州感通塔碑西夏文碑铭中记有“感通塔下羌汉二众提举赐绯和尚臣王那征遇”的职称和人名，可知该塔寺中设有管理羌( 吐蕃) 族僧人和汉族僧人的僧官。藏传佛教在西夏佛教中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二)佛教——西夏政权合法性的精神支柱
西夏文字典《文海》中，党项人理解的“佛”，解释为：“佛者梵语，番语‘觉’之谓也，教导有情者是也。”西夏统治者将佛与情联系在一起，使得佛教具有教化民众的重要作用，而且也使得佛教在西夏有了广泛的民众基础。
为了加强统治，西夏王朝定佛教为国教。西夏佛教发展的一大特点是皇室的直接参与。西夏皇帝、皇后在其先祖、先帝的祭日举行大型的佛事活动以示纪念，通过施贫救济的佛事活动，倡导慈悲行善的社会风尚。还有不少重要佛事活动也以皇帝、皇太后的名义实施。目前所能见到的西夏皇帝、皇太后御制的或大臣奉敕撰写的碑铭、发愿文、佛经序等有很多。西夏有众多的皇帝、皇太后所作佛经序和发愿文。
现摘录夏神宗遵顼光定四年(1214年)《金光明最胜王经发愿文》如下：
朕闻我佛世尊，以根本智，证一味真实义，得后因缘，开千殊妙法门。其中守护邦家，蓄积福智，兼备世俗胜意，利益今身后世者，唯此《金光明王经》是也。今朕安坐九五，事理万千，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夜以继日，思柔远能迩之法；废寝忘食，念泰国安民之事。以己之能，治道至于纤毫；顺应于物，佛力爱其普荫。是以见此经玄妙之功德，乃发诚信之大愿。则旧译经文，或悖于圣情，或昧于语义，复又需用，疏译并无。是以开译场，而延请番汉法、国、禅师、译主，再合旧经，新译疏义，与汉本细细校雠，刊印流行，愿万世长存。伏愿以此善本，治德绵长，六合俱洽，道转菩提，远传八荒。……复愿沙界有情，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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