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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的宗教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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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4:4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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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宫廷诗集对12世纪末期的西夏君王复杂的君权概念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邓如萍认为在成熟的党项君主意识中觉察佛教的因素，以便在党项本民族世界观源头中探讨佛教与儒学独特的集合 [9] 。
而俄国学者克恰诺夫在《俄藏黑水城出土西夏文佛经文献叙录》一书中着重提出了西夏佛教的检查制度。这说明，西夏统治者竭力要将对当时最为重要的精神世界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克恰诺夫在《西夏国家佛经寺庙的法律地位》一文中也提到：在远东地区，佛教徒的活动总是在国家的监督下进行的 [10] 。西夏王权与佛教的结合，其目的是为了巩固西夏王朝自身的统治，并为其统治提供合法性依据。
近年来，佛经中经常提到的一种神鸟“迦陵频伽”的建筑构件不断在西夏王陵出土。这些构件为琉璃或陶制的脊兽形式，鸟身，腹部以上作人形，双手合十，身缀缨络，宛若菩萨。迦陵频伽在唐代以后的佛教壁画或建筑中时有出现，但用于帝王陵寝还属罕见。西夏王陵的迦陵频伽在当时是代表着某种特殊的象征，因为“迦陵频伽”这种神鸟永远是伴随着佛而出现的。正确解读这种象征的意义可以深化我们对西夏王国精神本质的认识。迦陵频伽一般只用为佛殿的装饰，西夏人把迦陵频伽用为脊兽，装饰在帝王陵园的门阙上，其目的是为了昭告世人，安葬在这里的皇帝是西夏的佛。西夏陵区相继出土迦陵频伽的三号陵一般认为是景宗元昊的陵墓。开国之君景宗元昊确立了西夏的国家制度，也确立了佛教为西夏的国家宗教。
迦陵频伽是佛国的鸟，它的创造者正是西方净土的阿弥陀佛。西夏的君王把自己当成了阿弥陀佛在人世间的化身，西夏王陵的迦陵频伽想告诉人们，安葬在这里的西夏君王已经回到了有迦陵频伽陪伴的西方净土，他曾经像阿弥陀佛主宰西方极乐世界那样，以佛的身份主宰过西夏这个令人神往的佛国 [11] 。
(三)西夏的道教
佛教在西夏广为流行，其发展为国教的同时，汉文史料和西夏文史料也记载了西夏道教的存在。西夏文字典《文海》解释“仙”字为“山中求道者”、“山中求长寿者”。宋人李焘撰写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六二记载：夏景宗元昊太子宁明，曾跟随定仙山道士路修篁学习辟谷法。《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一八记载：夏惠宗时(公元1081年)，宋军进攻西夏西平府(灵州)，城中居民四处逃散，“灵州城中惟僧道数百人”。黑水城出土西夏文献中道教典籍有晋人郭象注《庄子》、宋人吕惠卿著《庄子解》(即《吕观文进庄子外篇义》)、《太上洞玄灵宝天尊说救苦经》等。西夏法典《天盛律令》有关宗教法律规定往往将僧人和道士写在一起，卷十一“为僧道修寺庙门”还列出十几种道教典籍，有《太上君子消灾经》、《太上君子北斗延生经》、《太上灵宝度理无上阴经》等，充分证明西夏道教的存在。当然，道教在西夏历史上的规模和影响远不及佛教。
三、西夏的宗教法律制度
西夏法典《天盛律令》卷一“谋逆门”，卷二“罪情与官品当门”，卷三“盗毁佛神地墓门”，卷十“司序行文门”、“官军赦门”，卷十一“为僧道修寺庙门”，卷十五“租地门”均有对于宗教法律制度的规定，法典明确了对于佛教、道教加以保护，同时规定了严格的宗教管理制度，规定了僧人、道士所享有的特权及其所应承担的义务。
(一)西夏宗教管理制度
西夏法典《天盛律令》中明确规定对于佛教、道教、儒学加以保护：“诸人佛像、神帐、道教像、天尊、夫子庙等不准盗损灭毁。若违律时，造意徒六年，从犯徒三年。其中僧人、道士及军所属管事者损毁时，当比他人罪状增加一等。若非损坏，盗而供养者，则有官罚马一，庶人十三杖。”[12]由此可见，法典对盗毁佛像、道教像、夫子庙等严加制裁，但如果盗窃的目的是为了供养崇拜，则减轻处罚。
西夏政权除了在政策法律上对于佛教、道教加以保护，同时对其进行严格管理，在中央和地方行政体制中均设置了系统的宗教管理机构。《天盛律令》卷十“司序行文门”规定的西夏政府机构中，有僧人功德司、出家功德司、道士功德司三个宗教管理机构，是仅次于上等司中书、枢密之下的次等司。在西夏汉文韵书《杂字》“司”分部十八中有各种司职，其中有“功德”司职，功德当为功德司的简称。西夏设功德司统管佛教，继承了唐代佛教管理制度，但将功德司分为僧人功德司和出家功德司两种，是西夏的新创。
西夏功德司掌管全国的僧、道宗教事务。其中，僧人功德司掌管全国僧众人员，出家功德司掌管度僧出家事宜。道士功德司是管理道教的机构。功德司职官设功德司大人、正、副、判、承旨、都案、案头等官，其下属还有寺检校、僧监、坐主、首领、知信等。道士功德司设“一正、一副、一判、二承旨”。佛教两种功德司共设“六国师、二合管”，其中，僧人功德司四副、六判、六承旨；出家功德司“变道言过处六，承旨六”&n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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