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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的宗教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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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4:4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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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业垢于法雨；尘刹众生，除愚暗于佛光。(注：转引自聂鸿音西夏遗文录[A]//《西夏学》第2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163《金光明最胜王经发愿文》为西安市文物局藏本。)
“‘宗教统一’成为唐古特(西夏)王室和摄政政府强化其权力的重要工具。夏政权不仅仅是一个王朝，和同时代的汉族、契丹一样(宋、辽)，它也在宣称和追求一个帝国统治广袤地域和众多民众的合法性。尽管其主要形式和创建国家的动力来自中国，唐古特建立国家的实践结果必然影响到社会(亲属制)结构、生存方式、习惯法、宗教信仰、历史和地理环境、政治需要和抱负，但是，顽强地保存党项民族自身的特性，在西夏帝国的兴衰史上，是一个突出的特征。”[7]
除了佛教在西夏广泛盛行，成为西夏的国教外，西夏还存在道教及多神信仰。特别在党项皇族中尤为突出，他们在笃信佛教的同时，仍然崇奉其他神灵，但是，西夏统治者信奉佛教和其他宗教的目的均在于维护西夏帝国的统治秩序。在西夏中后期，多神信仰仍有很大影响，如，夏仁宗仁孝乾祐七年(1176年)，在甘州黑水河边立黑水桥碑，祭告诸神，求得水患永息，保护桥梁。碑文正反两面分别用汉文和藏文书写。汉文碑文如下：
敕镇夷郡境内黑水河上下，所有隐显一切水土之主，山神、水神、龙神、树神、土地诸神等，咸听朕命。昔先贤觉圣光菩萨哀悯此河年年暴涨，漂荡人畜，故以大慈悲，兴建此桥，普令一切往返有情咸免徒涉之患，皆沾安济之福。斯诚利国便民之大端也。朕昔已曾亲临此桥，嘉美贤觉兴造之功，仍罄虔恳，躬祭汝诸神等。自是之后，水患顿息。固知诸神冥歆朕意，阴加拥护之所致也。今朕载启精虔，幸冀汝等诸多灵神，廓慈悲之心，恢济渡之德，重加神力，密运威灵，庶几水患永息，桥道久长。令此诸方有情，俱蒙利益，祐我邦家，则岂惟上契十方诸圣之心，抑亦可副朕之弘愿也。诸神鉴之，毋替朕命 [8] 。
仁孝帝的敕文中提到了山神、水神、龙神、树神、土地神等多神，并且还赞美了贤觉圣光菩萨的慈悲嘉美。敕文中的诸神虽然被列在祈祷之中，但却要听从皇帝的敕命，由此，不难看出诸神的存在是为了更好地协同皇帝治理国家。
西夏仁宗帝时，与佛教僧侣尤其是吐蕃高僧之间建立起的一种特殊关系，导致了西夏帝师制度的产生。在西夏史料中记载了数个高级僧人的名字和尊号，藏文史籍则记载了噶举派和西夏王廷之间的密切关系。西夏文和汉文史料(佛经、碑铭、世俗文献、敦煌题记)以及党项遗民刊印的文献，提供了西夏佛教建置情况。早在第一代皇帝嵬名元昊统治时期，广泛的佛教建置已具雏形。佛教建置在12世纪兴盛起来，并在仁宗及其继承者的扶植下得以扩大。有专门的政府机构在管理着僧侣的事务和财产。西夏法典记载了僧侣可以作为“大小官吏”进入内宫，享有极高的地位。
美国学者邓如萍认为西夏外戚任得敬摄政期间礼崩乐坏，任意侵犯王权，西夏王朝12世纪中后期颁布的法典，正是效忠于嵬名氏的人们对此的反应。而建立帝师也是另一种反应，以此增强君主的圣权，保护其地位的神力。仁宗怎样看待自己以及帝师的地位，可以从其御撰的大量佛经序言和发愿文中看到，仁宗把自己描绘成一个毕恭毕敬、一丝不苟的君主，一个虔诚的佛教行家里手，一个法与民(藏、番、汉)的有钱有势的保护人，一个在其帝师直接权威下所设大量佛教机构的诚惶诚恐而又至高无上的大头目。
关于成熟的西夏君主意识中的佛教及其他因素，已故前苏联学者聂历山在介绍1185年左右西夏宫廷编集的一本诗集时论述到：“至少是在仁孝皇帝(1193年-1194年)时期，皇帝本人显然是个半人半神的统治者，因为这些宫廷诗赞美他们的皇帝是‘仁皇菩萨’甚至‘佛天子’。”聂历山还摘译了其他一些诗篇，这些诗篇用标准的儒家语言歌颂皇帝，引用了尧舜来作为鼓舞人心的榜样，并指出：“在庄严的圣天之下，一切都顺从于他，在大地上他是独一无二的君王；他作为八方的君王，不引起愤怒，与四海民庶一起捍卫和平[世界]。”这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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