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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史记》反映的中国古代科学思想传统

时间:2009-7-24 13:44:46  来源:不详
上保留计算步骤,难于检验运算过程,也影响逻辑推理的发展。
《史记》在《留侯世家》及其他多处提及“运筹策帷帐中,决胜千里外”(2043页)。这里的“运筹”,则不具体指以“筹”为工具的计算过程,而是指张良在帷帐中制定作战谋略与决策的过程。《孙子吴起传》记载了战国时期田忌与齐王赛马的故事。田忌的马不如齐王,由于采用了孙子的谋略,以下驷对齐王上驷,以上驷对中驷,以中驷对下驷,而终于获三战两胜的结果(2162页),这在今天仍是博奕论的典型范例。在西汉时代,“运筹”已被当作制定谋略与决策职能分工的代名词。
本世纪30年代发展起来的运筹学,其基本宗旨是探讨事理,强调做一项工作之前要明确目的,制定效果衡量指标体系作为估计不同方案所达到预定目标的程度的依据,在此基础上选择最优方案和实施有效管理。我国1955年开始研究运筹学时,正是从《史记》中摘取“运筹”一词作为OR(operations research)的意译, 就是包含运用筹划以智取胜的深刻含义。从《史记》对“运筹”的记述表明,我国运筹思想源远流长,对我国运筹学的建立和发展仍有重要影响。
    3.3 信息思想及传递方式
《周本纪》记载,“幽王为fēng@⒀suì@⒁大鼓,有寇至则举fēng@⒀火,诸侯悉至”(148页)。这表明公元前700多年,已应用光通讯技术远距离传递军机大事。烽(即fēng@⒀)火台又称墩堆,是一种高筑的土台,有敌情时点燃薪草等易燃物,发出浓烟,一站一站相继点燃传递信息,诸侯获悉派兵支援。这种方式一直到明清时代还有使用。有时为使目标更加明显,还加入狼粪,又称狼烟。烽火台的通讯,就是中国最早的光通讯。
中国古代传统信息的载体很多,《史记》中有多处载述。旗帜是很早就发明的信息载体。《五帝纪》载,“舜之践帝位,载天子旗,往朝父瞽叟”(44页)。说明早在五帝时期就已经用旗帜为信息载体标志身分等级。《乐书》载,“龙qí@⒂九旒,天子之旌也。”(1201 页)qí@⒂为天子诸侯的旗帜,交龙为qí@⒂。古代以旗帜的不同图案和饰物为信息载体,表示身份等级的差别。如上公九yóu@⒃,侯伯七yóu@⒃,子男五yóu@⒃,“王建太常,十有二yóu@⒃。”[8] 《礼记》云,“龙qí@⒂九yóu@⒃,所以养信也。”(1162页)除王建龙qí@⒂外,卿建“zhān@⒄通白之帛”。大夫士的旗帜为“物”, 系杂帛。师都建旗,画有六@⒃熊虎。卅里建yú@⒅, 画有七yóu@⒃鸟隼。县鄙(都之所居)建zhào@⒆,画龟蛇,四yóu@⒃。[8]。熊示毅,虎示猛,鸟示速,隼示挚,龟示静而有知,蛇示敏而有勇。可见旗帜传递的信息,既示尊卑有别,养信于民;又示职责分工,各得其所。古代军事活动中,更普遍以旗帜为信息载体。都城驻地立杆旗以示级别和部队之间从属关系。颜色则标示方位,如青示东,赤示南,白示西,黑示北,黄示中央。战场上夺旗鼓为胜利标志(2876页),刈旗示失败标志(334页)。军队列阵, 常用鼓声传讯指挥。孙子吴起以鼓声指挥操练吴王宫女(2161页)。《宋微子》载,“不鼓不成列”(1626页)。“秦军鼓zào@⒇勒兵”(2445页)。项羽“引兵鼓行”(305页)。从《史记》所载,先秦以旗鼓为信息载体, 标志身份,标志职责,标志方位,指挥 战阵行军,等等,传递的信息量极大。
语言、文字、丝帛、竹简、书信都是常用的通讯工具,也作为信息存贮的载体。《孝文纪》载,西汉律令“著于竹帛,宣布天下”,“著于竹帛,施于万世”(436页)。一些重要的历史文献,还用鼎书、 铭文、碑刻为载体,这在《封禅书》、《秦始皇纪》中也有记载(1393、263页)。重要军情机密,还用铜虎符、竹虎符传递(424页)。而地理信息,建筑设计,则用地图、建筑图为信息载体。《孝武纪》称,“济南人公王带上黄帝时期明堂图。”(480页)《张仪传》载, “挟天子,按图籍,此王业也。”(2299页)因为图籍贮存全国版图和人口信息,故为王者所必争。
至于远距离传讯通道,除烽火台外,平时通讯往来则普设驿道,每到一处则设驿站。《汲郑》载,“常置驿马长安诸郊”(3112页),可见沿交通要道设置驿站,在汉时已连成邮递线路网络。秦统一全国后,建36郡,实行“车同轨。书同文字。”(239 页)正是通讯系统网络化、信息语言通用化的新开端,使信息传递更为便捷。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创举,在信息思想与传递方式上也是重要革命。
古代音乐也发挥着交流信息的功能,司马迁确实也认识到这一点,在《史记》中也有精辟记载。《乐书》云,“乐必发诸声音,形于动静,人道也。声音动静,性术之变,尽于此矣。”(1220页)又指出“凡音者,生人心者也。动情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正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正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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