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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史记》反映的中国古代科学思想传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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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4:4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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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的佐证。1960年和1973年山东诸地出土的距今4500年前的陶尊上就刻有太阳、云气和山岗的符号。古代天官主持祭祀日出，主管天象变化的观察记录，以授民时，指导农耕。天上日月五星谓之七政，地上春夏秋冬天文地理人道则是对应的七政。黄帝之孙高阳因懂得“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ｘｉé＠②诚以祭祀”（11页），而继黄帝之后立为帝颛顼。当时通晓四时五行的运行规律以教化百姓是王者摄天子政的最高责职。
“五行”说是中国古老的自然哲学和社会定制的思想基础。轩辕之时“治五气”（3页），即金木水火土五行之气。 《白虎通·五行篇》解释：“言行者，欲言为天之行气之义也，地之承天，……行尊于天也。”据《吕氏春秋》载，黄帝师“大桡探五行之情”，即探究天地节气的运行规律。《国语·郑语》从物质生成角度去理解，指出“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相杂，以成万物。”《宋微子世家》引箕子对五行的解释，阐明物质的形态与性质的关系，指出：“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1612页）而《黄帝内经·天元纪大论》则论述了五行与脏腑的对应关系。“天有五行御五位，以生寒暑燥湿风，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思忧恐。”
法则天地，首先是效法五行。正如《黄帝内经·天元纪大论》所说，“夫五运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故应“以五为制”，“行五行之治。”而《白虎通·五行篇》则称为“法法五行”，即以五行作为一般事物的事理模式。周武王向箕子征求治国方略时，箕子指出的第一件事是五行，依五行相关规律指导农作，依五定制，分五事、五纪、五福。反映在天文历法中，则认为“水、火、金、木、填星，此五星者，天之五佐。”（1350页）“五纪”则是“一曰岁，二曰月，三曰日，四曰生辰，五曰历数。”（1613页）解放前彝族十月历中，一年被分为土、铜、水、木、火五季，五行作五个节气理解[1]。 自然地理上定五岳；农艺上分五谷；生理上分五脏；医学上有五色诊。社会也多以五定制。《历书》记载：“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余，于是有天地神ｑí＠③物类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1256页）甚至周朝贵族也分公侯伯子男五等，人朝执“五瑞”（五种玉石）；民分士农工商贾五民；礼分吉、凶、宾、军、嘉五礼；刑律分墨、劓、ｆèｉ＠④、宫、大辟五刑；乐定宫、商、角、徵、羽五声；歌作五章；舞有五行舞，即五色服装舞蹈。甚至性修貌、言、视、听、思五事，福修寿、富、康宁、好德、考终命五福，交通栈道也修五尺道等等。
封建伦理道德标准也是法则天地。天有天极，人有皇极，星空天道绕北极，百姓人道绕帝王，极为轴心，为最高规范。春秋制礼乐也不例外，《乐书》指出：“夫礼乐之极乎天而蟠乎地。”（1196页）“乐极和，礼极顺。”（1218页）总之，古代法天之极，比之万事，甚至秦皇陵和西汉一些陵墓中，也上具天文，下具地理，象征人在中间，法自天地。西汉董仲舒以天人感应、王权神授为基础，定三纲五常作为封建伦理准则，也借着法则天地，论证神权，王权、族权、夫权的大一统关系，借至高无上的天道权威以论证人道王权的等级尊卑，成为历代封建统治思想基础。
司马迁对历代五行运行与天地相关的记述既肯定又批判。作为定季节、指导农事，他是充分肯定的，但对董仲舒等一些牵强附会的见解和记述，则予否定，认为“星气之书，多杂ｊī＠⑤祥，不经”（3306 页）。他对先秦至汉法则天地思想演变采取了科学严肃的态度进行整理，其所坚持的“法则天地”思想传统，既肯定了尊重自然的客观规律性，坚持按客观规律办事，即“道法自然”的原则，但又抛弃荒诞不经之说。
1.2 阴阳和谐的思维方式
《史记》关于古代法则天地、道法自然基本观念的载述，又从另一角度体现为一种天地阴阳和谐统一的思维方式。《乐书》指出，“天地欣合，阴阳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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