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十六日（1908年3月18日），广东就发专电“辰丸今日释放惟日旗尚未悬挂，须俟至下碇被捕之处由粤督日领监同中国兵轮鸣炮赔礼，方肯悬旗”。事后，李水提奉札赔礼于二月十七日（3月19日）上午九点钟会同日本领事前往该船，查点所运枪码，照数起运，此项军火起出后，即饬令兵船悬挂国旗升炮二十一响，以符外务部议案。○12至此，二辰丸事件经过中日之间的艰难交涉，以中国政府的妥协退让而得以解决。但是却引起了绅民大愤，群情激昂，有人提出罢市，有人提出进行抵制日货之法。随后，引起了中国的第一次抵制日货运动。
二
这次的抵制日货运动的的组织者是广州的粤商自治会。粤商自治会主要由广东的商人组成。它在二十世纪初年出现，是广东工商业发展的结果和资本家投身政治运动的表现。二十世纪初，全国各地开始纷纷设立商会，广东商人表现得尤其积极。从1904年到1911年，广东设立了六十二个商会，其中包括广东和汕头两个总商会，这时的商会虽也长算商人的组织，但通常都是一半官办的机构。例如1904成立的广州总商会就被一些守旧大绅商把持，具有一定新思想的商人陈惠普、李戒欺等“欲于总商会有稍新之作为，无法措手”。1906年，甭政府宣布预备立宪，陈惠普、李戒欺等一批商人加上几个知识分子“存有立宪后，政府有所刷新的幻想”，“想借此机会组织力量，按步实现其拓财货、扩商权进而参预新政、兴商富国之伟愿”○13。于是，陈惠普、李戒欺等人在1907年两广人民开展反对英国攫取西江缉捕权的斗争时，乘机决定成立组织，这样粤商自治会就应运而生了。它的骨干人物以商人为主，如“陈惠普，店工出身的银号商人，帝国宪政会会员，善堂善董。李戒欺，原名鉴诚，商人铁路股东，有生员功名……”自治会成立后，“内办事纯以戒欺，惠普氏为主干”，两人被称为自治会的“会长”。○14此外，也有少数知识分子参加进来，《七十二行商报》的编辑罗少翔，就是粤商自治会的骨干人物。但是，粤商自治会除一批作为发起人的商人资本家和知识分子外，并无另招会员，而且它也没有会籍、会费等，它主要靠广州七十二行和善堂两机构开展活动，七十二行是广东商人的联合团体，约在十九世纪末形成，由各行推举“值理”组成。原来是协调各行商人的利益和协商缴交捐税的机构。善堂是地方慈善机构，善堂的基金要由商人捐助，不少商人就是“善董”。七十二行和善堂虽然是商人原有的一些行帮性组织和慈善机构，但在广东粤汉铁路公司成立时，以七十二行，九善堂名义招股，所以七十二行和善堂在社会上的影响大为增强，粤商自治会利用这两个机构，又掌握了一些报刊。所以，它的组织虽然松散，但是在商人和群众中却有一定的号召力。于是，粤商自治会在1908年就领导了一抵制日货的反帝爱国运动。
二月十三日（西历3月15日），十二点钟自治会就开会集议二辰丸事件，由罗少翔演说有关二辰丸辑获情形，并驳斥了总税务司赫德的节略十七项。最后自治会认为扣捕二辰丸之处纬经度确为我国海面，即中国内河，并非公海，向来洋船在该处落货须经拱北关允许，所以扣船并非是不合理。而日本用强权恫吓清政府迫使粤督放船是属于“违公法弃商约”的行为。他们也为二辰丸提出解决的办法，如船只充公，请求利用国际公法进行解决。到会者纷纷捐电费作为运作经费，到下午五点钟才散去。早在3月11日，广州士绅就集议“谓日本坚欲释放大津丸则将行抵制日货之策”。
1908年3月15日，中国政府接受了日本的条件，不仅使国家尊严受到屈辱，而且无异默认澳门领海非中国所有。广东人民认为是奇耻大辱。3月18日，粤商自治会为此召开大会，到会群众甚多，情绪激昂。自治会还派代表到督署要求力争。大会先由陈惠普等集合千余人，“内多易剪辫者，手持大旗三面，大书挽回国权等字样，并在督署演说，愈聚愈众，道途为塞”○15。会上有人提出“与日绝交易”，一些商人便马上回店把日货运到会场焚烧，掀起抵制日货运动。其中十七埔玉成公司洋货店张某宣称“以该店之日货全部敬呈该会烧毁”。
继粤商自治会发起抵制日货运动后，梧州商会，上海及各地也发来通电，表示支持粤商自治会。由此，中国第一次抵制日货运动以广州为中心在沿海地区掀起。十七埔玉成公司烧毁日货后，风声所播，其它洋货店也多有大书特书“日货欠奉，买日货者勿进”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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