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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二辰丸事件”与中国第一次抵制日货运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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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4:5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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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讨论，做出决定，付诸行动。学校内还设有阅报社，教员们大力宣传爱国主义。学生们也积极参加演说会，倡导抵制日货，也是坚决的实行者。
但是，这些民众的公共场所和民众言论，都同报刊一样，受到清政府的严格限制。1908年4月，外务部就电告粤督，要他严厉禁止抵制日货，以防部分人煽动民意，而禁止自治会集会演说。而这些民众的公共场所一旦形成，就与报纸等传媒不同。它不易被完全禁止，只能对其加以一定程度的限制。清末公共活动场所的扩大，即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和舆论空间的扩张不仅意味着民众活动领域的扩大，而且标志着自发的民众社会的形成，这一时期的组织已体现出“近代性”。
（三）商会的组织和行动
20世纪初，随着中国社会的变化，在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开始，形成了一些商会和同业公会。1907年广东商人为了“联合起来，共图于商业组织中有所进展。”并借此“组织力量，按步实现其拓财，扩商权，进而参与新政，兴商富国之伟愿”○24成立了粤商自治会。粤商自治会在这次抵制日货运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在也发挥了巨大作用，主要是为了“联禀挽救国权”○25。而到了后期，这一运动的目的就不仅如此，他们就要求“速开国会”、“振兴商务”○26。这一时期的商会组织、华侨组织、女界等都是为了相同的阶级利益，为了争取抵制日货的胜利，使它不像1905年反美抵货运动那样无疾而终，所以可以称之为“主体的组织”○27。主体组织的基本精神是由近代民众的特质决定的，《申报》1908年4月7日，就载广东专电“今日女界开国耻会，并由某女士学习以兴工业”，这说明此时的民众已将国家兴亡与自身联系在一起了。而商人组织也是具有民族主义和使命感的自治自立而又团结的团体，但是它有一个最大的缺陷，就是还未能完全从国家权利中独立出来。如粤商自治会就在抵制日货期间，散发不暴动传单，他们的抵抗之法是“各尽个人文明自由对待，如有见利忘义甘犯不韪者，我同胞定当互相劝诫，随时激励其国耻之心。”○28因而，商人又在某此方面对国家政权存在着一定的依赖性，仍希望得到政府的支持与保护，以便确保自己的社团“法人”地位以至在当时还不敢与清政府对抗和决裂。他们又提倡“先由两粤联名后联二十二行省要求政府速开民选议院”○29。也就是说他们也希望参与国家政治，以取得一席之地。这一时期，清末的新兴商人之所以能在很短的时间里发展壮大，并在社会生活中的各个领域占有重要地位，就是由于他们利用清政府的劝商政策和清末新政的有利时机，从而取得政府的一定支持。商人成立的新社团也因而具有合法的社会团体。○30
正因为清末商人不可避免的缺陷性，所以他们无力与统治者公开对抗，自治会就多次劝令不许民众暴动，也就是说他们无力与统治阶级对抗，也没有对抗的经济力量。粤商自治会也必然会有它的局限性，即“对封建统治者的依据及所受限制；反封建软弱的政治性格；封建落后因素的残余及其影响”○31。因而，他们也就无法领导第一次抵制日货的最后胜利。但是，抵制日货运动到后来已不是纯商人的活动了，运动的主体已是普通民众了，各个方面，各个层次的个人、团体不同程度的参加到这场运动中来，这也是商人所没有预想到的。
1908年由“二辰丸事件”而引发的抵抗日货运动，虽然没有发展成为全国性的运动，但它是1905年反美爱国运动的继续，推动了中华民族新的觉醒。再次显示了以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中国广大民众的力量，由此说明此时的中国人已具有了一种国民意识。与此次类似的新民众运类似的还有1903年的上海拒俄运动、1907年的江浙的拒款保路事件等。
例如在1907年的江浙拒款保路运动中，商人和民众就召开废约大会，及进行集合抗议活动。与集合抗争同时，商人们还利用电报、书信向清政府或有关官员提出质询和抗议。他们也分别向清朝有关政府部分发送函电，“痛陈路权与国家安危和民心向背之关系，要求清政府收回成命”○32。与江浙商人关系密切的报纸杂志也参加了路权抗争活动，上海的《申报》、《时报》等刊物常常将商人抗争的情况，商人的意见，各界对拒约拒款活动的反应刊登在显要版面，扩大活动的声势，增加对政府的舆论压力。抵制日货运动同拒款保路运动一样都进行了和平的抗争方式，如都进行集合演说。拒款保路运动中，江苏商会代表在上海、天津等商人大会都发表演说，而“二辰丸事件”发生以后，粤商自治会就集议二辰丸事件，进行抵制日货运动。除此之外，在活动中，江苏、广州商人都进行函电战，1907年9月到11月间，江苏商人联合浙江商人掀起了一个函电抗议的风暴，他们指出民心向背对国家治乱存亡的决定作用，警告清政府不可一意孤行。当时，全省商人所发的函年据统计有数百件，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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