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已沦为官役，其性质与关内的地保或地方相似；而东北地区的乡约虽已官役化，但由于传统的影响，其身份和地位仍比属于官役的保甲首事高，由保的首事下辖乡约并不合适。因而东北约保的组织关系只有两种类型：一是乡约下辖保甲。譬如，长春“乡设乡约。每乡分若干甲，甲设甲长。每甲分若干牌，牌设牌头”[27]。在吉林府和伯都纳地区，每十户“公举牌头一名，十牌立一甲长，十甲设一乡约”[24](p357)。关外这种乡约下辖保甲的方式基本与关内情况相同。二是乡约和保甲首事平行设置。这种设置方式又分为约保按社设置和约保按牌设置两种方式。晚清各社普遍设有乡约和保甲首事。譬如，金州厅“各社乡约一名，保正一名”[9]。盖平县“每社设乡约、保正各若干人”[4]。至于按牌设置乡约和保甲首事的现象，关内不曾出现过，是东北乡约独特的组织形式。譬如，安东“县境区分为四十八牌，各置乡约、保正一名”[14](卷四)。但东北地区的牌并非关内的十户一牌。譬如，凤凰城“向分九十八牌，因溪岭以分界，借山水以命名，各有乡约、方长以约束之……大牌周或百里，人民不过一二百家；小牌周三四十里，人民仅百家内外……其南牌地势稍平，颇成村落，然亦不过数十家，牌之大者，或有三百余户”[45]。按牌设置约保，主要是因为随着移民的持续涌入，作为保甲基础单位的牌的户数不断增加，为加强对移民的管理，约保也就按牌设置。由此看来，关外约保的组织关系也不像关内约保的组织关系那样复杂。
东北乡约不仅设置方式与关内乡约不同，而且职能也与关内乡约有别。关内初设乡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教化，后其职能普遍经历了由主要负责基层教化到主要负责基层行政管理的转变。[46]而东北乡约“原为组织地方行政而设”[32](p2622)，没有经过一个职能转型的过程，因而其行政管理职能与关内乡约相比明显强化。东北乡约行政管理职能的强化，突出表现在调解纠纷、征收赋税和维护治安等方面。
虽然调解民间纠纷是清代全国各地乡约普遍具有的职能[46]，但东北乡约这方面的权力明显要比关内乡约大得多。徐世昌曾说：临江乡约“武断乡曲，私刑擅捕”[2](p1122)。宾州乡约也“擅受民词，拿赌勒霸，凶暴如虎……其会房门亦悬虎头牌，立军棍焉”[34](p59)。流传于奉化县的《梨城谣》生动地描绘了乡约调解民间纠纷时的威严：“些小事村三家，乡约老爷威坐衙。”[47](p426)所有这些都说明，东北乡约基层司法行政权力之大，远非关内乡约可比。东北乡约基层司法行政权力的膨胀，也是因为这里地广人稀，官府对基层的控制能力有限。清末人们在分析东北乡约权力膨胀的原因时就说：“边塞穷荒，从前一乡约、地保之役，往往权倾县令。”[47](p143～144)
尽管清代各地里甲催粮办差的职能普遍已向乡约转移，但关内一些里甲还具有催科的职能，里甲的里书普遍得到保留，土地的过割、登记一直由里书负责。[46]而在东北地区，里甲组织原本就很少，因而不仅征派赋役由乡约承担，而且土地的丈量、登记、过割、上报也都由乡约来负责。譬如，《东三省政略》记载，临江乡约不仅“掌理催征关于税捐及地方公费”，而且“掌理调查户口、地亩及报告等事”[2](p1122)。阿拉楚喀档案记载：当地摊派捐款以前，要“札饬老八牌乡约等，务按前报厅属旗地化名、垧数清册，照录各一分(份)，先行送署”[48](p311)。清代东北的土地分为钱粮地和纳租地两种。东北的钱粮地和关内一样，由乡约和保甲首事负责催缴赋税；纳租地要上交大租和小租，大租归国库，小租归地方官府支用，但这两者都归乡约征收。譬如，三姓副都统衙门土龙山和英格图两地欠租之户，由“乡约尽力催令交租”[29](p213)。朝鲜族“越垦各社乡约……有代收租稞(课)及管辖韩民之责”[2](p331)。宾州“催收学警垧捐、大小租赋、田房契税等事，向归乡约经理”[34](p7)。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记载：甘沐林子段乡约曾将“抗租不交、反行豪霸之佃民史裕如、孔继利两名”禀送官府；放荒地的押租，“催令各牌乡地严传来局交纳”，并将抗租者“送厅押比”[1](p171)。可见，东北乡约的催科职能明显比关内乡约强化。
东北乡约与关内乡约一样，具有稽查奸宄的职能[47]，但与关内乡约相比，东北乡约承担了许多本应由官役承担的稽查任务。随着开禁后大批流民的涌入和垦荒事业的迅猛发展，东北土匪猖獗，因而协助官军清剿土匪成为乡约的一个重要任务。譬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