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东北乡约在清末的衰亡也与其官役化后自治职能的弱化有关。乡约本有自治性质，但其官役化后的遴选方式呈现多元化趋势，其素质因而参差不齐。《退耕堂政书》记载：“其更代之法，有一年一易者，有轮流充当者，有由地方官札谕派委者，而以公众推举者为多。所遴用者，或为生员，或为职衔军功人员，或为平人。”[32](p393)随着乡约遴选方式的多元化和乡约素质的下降，乡约普遍只图借公谋私，其在基层社会的号召力随之下降，其乡村自治职能因而大受影响。徐世昌曾说：“今之乡约，勒派地方之财，供应地方之官差，习惯上充地保者也，不得与自治团体同年而语。”[2](p1121)尽管东北一些乡约仍有倡办地方公益事务之责，但乡约行政管理职能强化以后，乡约在办理自治事业时往往表现出官役作风，乡约的自治功能最终也受到损害。宾州乡约举办练会的例子就非常典型。“宾州前有所谓练会者，就表面上观察之，似俨然一公共团体，有自治性质……其苛敛之巨，一垧地有摊派中钱二三百吊至四五百吊者。出钱稍迟，练勇即将摊户锁禁会房，私刑拷掠。故小民之畏练会，大甚官署……并擅受民词，拿赌勒霸，凶暴如虎……其会房门亦悬虎头牌，立军棍焉。种种不法，不可胜举。”[34](p59)东北临江乡约的自治事业也以乡约敛钱肥己、劳民伤财告终。徐世昌说：该县“每年由花户纳之于乡约者……三倍于正供。苟使乡约所办之事，诚于地方有实益，犹可言也。乃观夫要道，山无磴级，水无桥梁，披荆涉冰，莫名艰险，纯任天然，毫不整理。此治乡治国最公要之事而犹若是，他于学堂、社仓、救贫、育婴、医药卫生、公共建筑、水利组合等地方团体应办之公共事业一无所有，更可知已(矣)。惟日孜孜于当差敛钱，蹂躏乡里……公益不见于地方，摊款三倍于正供，良懦远避，刁悍谋踞，亦可见一斑矣”。因此，清末有人就指出，“按乡约之事务、情弊，又征其资格及会账收取法，所谓供官差之地保，与立宪自治有百害而无一利……惟有主张积极的消极主义，将满洲全地之乡约……尽行裁撤”。[2](p1122～1128)由此可见，东北乡约在清末的衰亡，确实与乡约行政权力扩大后自治职能的弱化有关。

    另外，晚清东北乡约的衰亡还与乡约官役化后与官府的矛盾有关。乡约官役化后之所以会与官府发生矛盾，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乡约权利膨胀，引发乡约权利和官府权利的矛盾。徐世昌曾说：“今之乡约，所谓地保也，皆官应治之事，因无官治，官不愿或不能治，而乡约乃分东省数百年政治之席，直接临民，置地方官于间接地位，为乡约之傀儡”，以致乡约“武断乡曲，私刑擅捕，把持地方，违抗功令”，“与官分治”。[2](p1121～1123)二是乡约权力扩大引发的乡约腐败，影响了官府对基层社会的控制，从而导致两者的矛盾。东北设置乡约的目的，旨在令其“奔走公务，为民问解纷排难，非使之鱼肉乡愚、借公肥己也”。而乡约普遍剥民严重，以致官府也感到：“长此不已，民何以堪?”[34](p38～39)东三省总督徐世昌也说：临江县“每年由花户纳之于乡约者……三倍于正供……无怪抗税闹捐，日见黎民之扰乱无状也”[2](p1125～1126)。三是乡约作为地方利益的代表，办理公务时难免要与官府发生矛盾。比如，阿拉楚喀副都统衙门档案记载：“交纳钱财之事，不但民户不服命令，则乡约亦不为之办理。”[48](p311)道光年间，吉林官府要求五甲溪浪河界内乡约协同官役催民户纳租，而乡约江兴久等“坚不协同催办”[28](p75)。另外，官府以贱役对待乡约，进一步加剧了乡约和官府的矛盾。譬如，奉天一名叫任文幅的农民不愿承充乡约，官府派遣委领催阿金太前去锁拿，阿金太将任文幅锁于火炉上，“并以必须说朋友话之言索诈”。于是任文幅在被迫“借钱二十千文与阿金太收受，又代阿金太认还店房钱二十余吊”后，“自缢身死”。[51](p45)任文幅的案子说明，对那些老实本分的乡约来说，乡约的官役化加重了他们的负担，从而加深了他们与官府的矛盾。由于以上原因，在东北一些地方，乡约与官府的矛盾很深，以致最终只好借由乡约的裁撤，求得矛盾的彻底解决。比如，清末试办巡警以后，乡约和官府矛盾的加剧：“警费为艰，因有会账……况警兵为官之资格，操纵进退较易乡约百倍。”因而各地在试办巡警之后，乡约就被“尽行裁撤，归入巡警”。[2](p1122～1128)乡约在清末试办巡警后先后被裁，说明乡约官役化后与官府的矛盾是清末东北乡约衰亡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由上可知，晚清东北乡约具有发展迅速、普及面广、组织形式相对单纯、官役化色彩比较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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