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关内外乡约的职能有所不同，因而两地约保的分工也不一样。关内乡约和保甲的职能各有侧重，保甲以稽查为主，乡约以教化为主。[46]而关外乡约和保甲各自的职能侧重并不明显。譬如，三姓地区各社设乡约、地方，“以束乡民而供差遣”[29](p208)。梨树县“以乡约、保正专任乡村之公役”[12]。另外，东北乡约对保甲首事有明显的领导作用。在乡约下辖保甲的地方，东北乡约与关内乡约一样对保甲首事有指挥之权。比如，临江县各地的会首乡约“指挥牌头、外柜办理本堡一切官私事件”，牌头“由会首指雇”，“承会长之命令，办理本牌一切官私事件”。[2](p1121)与关内乡约不同的是，关外约保即使并行设置，保甲首事也受乡约领导。比如，无常厅“各社乡约、地方，即各社办公人之一正一副”[31](p477)。吉林府的乡约虽与保甲首事并行设置，但“凡地方、保长皆隶之”[50](p129)。在宾州府，“乡约……其手下又有地方、甲长、牌头、内外柜等人”[34](p10)。在乡约和保甲首事平行设置的地区，乡约之所以对保甲首事具有领导作用，也是由于乡约的身份和地位比属于官役的保甲首事高。

由东北乡约的职能可以看出，东北乡约的行政管理职能明显强化了，甚至可以说东北乡约已经出现了官役化趋势，这势必改变乡约的传统性质，使东北乡约与官府的关系复杂化，并进而影响东北乡约的走向。

三

    晚清关内旋兴旋废的乡约都是教化型乡约，官役化的乡约则因受到官府的青睐而普遍经久不衰，其中一些甚至延续到民国年间。晚清东北乡约虽然也是官役化乡约，但它们在清末衰落得很快。在清朝灭亡的前几年，东北各地的乡约普遍被裁撤，一些乡约甚至是在设置不久就被废除的。[46]清末东北乡约很快普遍被裁撤，原因虽是多方面的，但主要与乡约行政管理职能的强化有关。

    首先，东北乡约在清末普遍被裁撤，是由其官役化后的普遍腐败所决定的。乡约在管理职能强化以后，多依仗官势，勒索乡民。譬如，巴彦苏苏拉三泰地区有一丈地委员到界，“乡约借预备公馆，苛派钱一千余吊，并各要毗连钱五吊”[1](p126)。宾州“乡约于每年春、秋两季泼牌两次，少者每垧抽钱四五百文，多者一吊有余。此就人人所知者而言，其它项勒索，尚不在此数”[34](p38～39)。东北乡约剥民严重，主要是由于官府对乡约的管理薄弱造成的。譬如，档案记载：“吉林乡约，贿和人命，借差科派……其弊由于公举时之徇情，验放时之失察，而尤在丁书之勒索规费。”[50](p129)对乡约管理的缺失，是晚清东北移民社会失控的大背景所决定的。譬如，宾图王旗七大屯乡约被官府斥革后，当地“恃本旗遥远，无人管束”，“十余年抗不保充”，[2](p1707～1708)致使官府不敢放手对乡约进行管理。徐世昌述及临江乡约时说：“闻之酋长之制，自为部落，戴强者以为王，生杀予夺，恣其所欲……今之乡约即其蜕体”，或“由本堡花户推举，或自行谋充，禀准县令，或擅充者有之”。[2](p1121)另外，乡约官役化后“向不发给工食”[34](p10)，只好向民户摊派，从而加重了乡约的腐败。譬如，临江乡约每人“劳金年额”白银“一至二百两”，“俱由花户摊派”，以致“每年苛派于民者，就其可知者言之，已浮于正供数倍”。[2](p1122,1108)正是因为乡约行政职能扩大后的腐败问题十分严重，已无可救药，清末东北各地普遍将其废除。譬如，鉴于乡约弊端重重，清末吉林省宾州府的官员主张“将乡约及其附属人一律裁汰”[34](p10)。宣统《西安县志略》记载：“奉省整顿吏治，如乡约……等，皆已裁改。”[17]宣统年间，吉林通化县也“裁撤乡约，立碑严禁苛派”[15]。这些例子充分说明，乡约官役化后引发的乡约腐败，是导致东北乡约衰亡的重要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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