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处理「文本对象」及其「意图」时 (der intentio
operis)，他粗暴地对待了语言，因为上述对象并不拥有及遵循某种意图72。比畏惧客观化更显而
易见的是担忧没有对他人意图的尊重，便无以进行对话。加达默尔也具有他从海德格尔承继来的
看法：言说者/作者的意见并不重要，只有「流传物对我们诉说着传说」73才具意义，并非任何东
西均可信赖74。因为一个对话只发生在有异议存在之处，故对话只是双方欲求达到某种澄清，而
对话双方必须把两者的意图现实化。因此赫施同意将诠释学与「黄金律」联系在一起：人们应该
如此对待如同期望自己的话被如何对待那样文本及表述75。几乎无人期待着，解构主义者会热切
希望自己被解构。对话的伦理学并不在于承续这样的任务：使用他人的表述并使之有益于自己的
生活实践；而只在于：每个人均拥有被倾听及被理解的权利。而这是以这样一种努力为前提：在
某一时刻离开自身的立场而假定并尝试接受他人立场。这正是一直为语文学的或方法论的诠释学
所引导。
所有反对「单一」诠释学以诠释遮蔽他人的诠释学的批评者，应该补充说：那些诠释只留意
到那基于本性而提出「普遍诉求」的海德格尔的基础诠释学。而在面对别的诠释学 [即方法论诠
释学] 时，则指责是空洞的，因为这样的诠释学依赖于学会他人语言，而他人实不能被塞入诠释
者自身的思考方式。如果这样的学习过程也被视为剥夺与压制 (视为「权力意志」)，那就是拆除
了所有连系不同观点间的桥梁，而在最高的道德敏感性的意义上替文化间的战争准备好战场。
(2) 如果像精神科学中的占优势的情形一样还可能有那种与作者的不真实对话，而且作者也
无力反抗那些加诸于其表述之上的诠释时，方法论诠释学便非常重要。许多诠释者都希望自己拥
有发言权这也提高了作者发言的机会。当然，每个诠释者并非重复文本，而是诉说与文本所不同
的东西。但是诠释者所说的乃是「关于」文本，因此当然预设了文本并非无所诉说。诠释者间的
所有争论，以及所有的观点性质(Perspektivismus)，均以带有意义与意指的符号为前提，也许人
们可以由此理解「作者意图」或「文本意图」(在符号带有意义与意指的层次上，这个区分尚不重
要)。
精神科学及其运作与出发点愈多元化，则追问关于表述的原始意图之文化可能愈重要。因为
首先在或者至少在字面意义上76，是最初达到统一的地方，反之亦允许保留所有不同的评估与评
价之争议。此外，若没有这样一种尊重意图的文化，诠释者之间的沟通也会被中断。如果没有那
种为建立全部的方法论诠释学的基础所作的努力，则我们便没有诠释的连结点，也没有诠释者间
的讨论，有的只是混乱不堪的各种想象物。这就是加达默尔式的确认：我们肩荷着传统与语言，
既不能踰越，亦非囿于其界限。人们当不会把这种混乱视为自由进步。因为若所有的诠释在同一
种方式中是正确的，则它们也全都是错误的。对于持后一种意见的人来说，已置身于一种二律背
反的状况中来认识真实的诠释77，并且，他废弃了诠释的可能78。相反地，赞成的人，也就舍弃
了文献，因为阅读与诠释虽然有区别，但几乎不能被明显地界分79。
当诠释的科学被置于独裁意识形态控制之下，此意识形态就会强迫它从所有的帽子中有如穿
越了完全任意的混乱迷雾而变出同一只兔子 (此可能是政治的或非政治的)，如此，诠释的科学亦
同样地被毁灭了；第一种情形下，诠释对象被某种理论所支配，在第二种情形下，诠释对象消融
在主观的随想中。第二种情形也许支配着第一种；如果文本没有意义，而只是一种文化上的习
得，并因此而成为自明的，那么，为什么例如国家不应该规定：何种意义必须提供全体国民以使
用，以及作为愚笨公民的指引？
Ｊ.格罗汀曾由海德格尔的「存有与时间」推测：诠释的任意性在此被「共处之此在的共同命
运」及「集体被拋掷性」所克服80。然而 Ch.R.班巴赫以这样的观点来结束他关于海德格尔的克
服历史主义之阐释：海德格尔文献今天可以带领我们到一个新的起点，此起点含藏着这样「一种
受制于因宽容而产生的混乱状态之根源」81的可能性。我怀疑，是否人们能够借着事先知晓自己
属于一个命运共同体而在精神科学中达到「客观性」或「约束性」；而且我怀疑，是否人们应该
在精神科学中继续推动主观性朝向失序状态；同此，是否宽容的普遍规范使失序状态可能，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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