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人们可以掌握加达默尔的意图甚而进入主题：比起方法论地运作之文化科学，更重要的是文
化，因此文化科学必须服务于文化。这种反省并非是科学理论的，而更像是一种实践哲学的反
省，加达默尔也一再强调：诠释学做为解释的理论与实践，与实践哲学紧密相关，或甚至占据了
它的位置65。

但是相反的一方也提出了其诠释学的论证，此论证也属于实践哲学，更明确一点，属于伦理学。
对 E.贝蒂而言，一种伦理的态度既是属于诠释学运作的条件，也是其效用。在一种对我们而言已
是古典的优雅的语言中，贝蒂把对理解而言的「有益立场」特征化为「精神的开放性」：

与此相关的，是一种既为伦理的也是理论沉思的态度，此态度人们消极地标示为无私性及谦恭的
自我压抑，它诚实与果断地克服了自己的成见，以及可能有妨于无私理解的态度。从积极的方面
看，它则被刻化为视线的广度与视野的丰富：这是一种能力，在关连于解释对象中，此能力创造
了一种同质的、与对它而言更感切近的态度66。

　　解释理论的研究贝蒂所由此出发的基础就是习惯于宽容和尊重与己不同的意见」，而他最后
补充道：没有其它研究如诠释学的研究那样教育人谦虚和宽容的：

　　没有其它的研究更具如下的特点：去克服每一种由不理解与个人傲慢所引起的、以强制性的
方式推行自己的意见之倾向，去强化历史物的意义以及去建立崇尚开放与和谐平等之心胸。事实
上，一直指向理解之现实性的解释任务从不能被视为自身独立的和完美的；可能在此之前从没有
其它的任何解释是如此强烈地与确信地充作人类的终极有效的东西67 。

　　E.D.赫施也有这样一种关键性的伦理动机，这一动机使他为阐明原初意义之尝试与作者所意
向之意义辩护。在现代，人们脱离了中世纪的譬喻性解释，并且确定原初意义是最好的及最重要
的意义此并非是一种逻辑上所能证实的决定，而是一种「伦理选择」(ethische Wahl)；因为只有
经由此方向性的改变，文本才能挣脱我们的独断性的预先规定，并且只有由此才向我们展示出文
化的多元性，我们才能获得一种作为文化多元主义的「历史主义」。依据于赫尔德 (Herder) 与
兰克 (Ranke) 对历史理解之宗教倾向的说明，赫施继续道：

　　虽然我们以这样的准宗教概念来支撑起我们的历史主义并非很长时间，但那在十九与二十世
纪的文化多元主义之浪漫理想可说是保留了诠释中占统治地位的伦理规范：掌握文化的多元性，
比自我禁锢更为丰富与人性化68。

　　对差异的承认与自我窄浅目光的克服，使赫施因而探究文本的原初意义。因此他也建构了一
个比照于康德之绝对命令的「伦理的诠释准则」(ethische Interpretationsmaxime)，并提出此
要求：永远不能把他人纯粹地当做手段，而该永远视为其自身就是目的：

　　如果没有更重要的更高价值强迫我们忽视作者意图(即原初意义) 诠释此意图是我们的使命则
我们不应忽视这意图69。

　　在这种情形下，诠释学中的两种历史主义并非做为两种方法论而对立，而是两种不同的伦理
立场抉择。第一种，即历史性的理论，最重要的乃是要求传统延续，第二种，即一种尽可能是客
观理解的理论，要求对不同于己的意见与文化的认识与承认。

　　我认为，对这场争论作一判断并不困难。

　　(1) 贝蒂及加达默尔如此不同的诠释学70都是从对话的情境出发的。这样的对话只可能发生
在：对话双方尽可能确切地掌握总像是异己者的意图，则由此他们便能注意到被说话者自己所忽
略的寓意及后果。因为只有经由这种对意图的理解，他们才明白是否他们真的注意到这意图也就
是注意到加达默尔所认为的，理解的根本性质比对意见的理解更重要。

　　如果我们越过语言及文化的限制而思考一种对话诸如信件来往时，所有服务于理解之必要的
语文学的与语言科学的辅助工具，并非是不合法的意义的「对象化」71，而是写信者自己所希望
的东西。据我所知，没有人曾阐明如此地经常重复的看法：一种方法论的诠释学实可与自然科学
的「对象化」之工具相模拟。例如当U.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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