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步说:人们的确也需要方法。而如果这是对的,则他难道不需
要将语文诠释学并入他自己的哲学诠释学中吗?据我所知,他从未指出贝蒂那学问渊博的著作是
不可或缺的33。也许如此对加达默尔便更为一致了:经由对此在的极端历史性之洞视,传统诠释
学被揭示为一种受限于历史的产物,而且已失效了。其浪漫诠释学作为 (被克服或仍待克服的)
启蒙运动之延续的标示,就显示在这方向中。
正如同克罗齐,加达默尔将事实与价值的区别取消了。只有当我们不只是确认一个确定的意义,
而且清晰并真实地证明了这文本在我们当下处境之应用,我们才算理解了文本。加达默尔也接收
了真理的自明概念,这概念晚期海德格尔曾将之改为「存有的开显」(Lichtung des Seins)34。
所以对他而言,这与关于文本的真实表述无关,与其相关的,是文本的真理,此真理揭示的只
是:它阐明当下的处境。因为根据这种看法,我们对当下之理解只是依据于我们对传统的理解,
而我们只有将传统应用于当下才能理解此传统此外,如同在青年海德格尔,自我理解及文本理解
是不可彼此分开的。但是,众多的方法学家并不满意这种哲学,他们反而再次连系上较早的诠释
学。对启蒙诠释学的较新兴趣,相当明显地同样立足于一种对海德格尔学派35的不满之上。
如今也许可说:在一个多元世界甚至可能存在更多的诠释学,人们必须接受这一点,因为存在着
不同的对科学的理解。但是人们对相互理解的可能性尚有争议,所以才存在着那两个诠释学派
别。或者人们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两者都可能是正确的,不同之处乃是他们强调某一事物的不
同侧面而已。因此,必须了解无法协调一致的双方立场之表述:加达默尔从未否认,较早期的诠
释学及其客观性要求是成问题的,且在狄尔泰处,诠释学陷入了困境之中;而 H.阿伯特则同样明
显地认为他在此处与 K.-O.阿佩尔36相一致海德格尔诠释学败坏了解释的进程37。除此之外,人
们可以在 L.盖尔德赛策对哲学史著作所做的区分与论证之两种诠释形式中,再度发现那两种诠释
学:一种是「求真的」(zetetisch) 诠释,它只以真实的诠释为目的,另一种则是「独断的」
(dogmatisch) 诠释,它并不针对真实,而是要求富有成效的应用38。第一种符合方法论诠释学,
第二种符合哲学诠释学。也许人们会认为这个区分是合理的,但哲学诠释学家加达默尔恐怕不会
同意这种划分,因为真理并不承认独断论解释。如果丰富多样的解释伤害了我们的科学良知,事
实上便预示着人们在某东西中程度上的不安感。
因此,在二十世纪一项抉择被提出来了:或者接受一种历史主义,它虽不能提供正确解释,却为
解释引介了一种以自身历史性处境为导向的理解;或者承认一种历史主义,它允诺一个(近乎)
正确解释的广阔空间,却知道不去谈论被解释对象的真理。第一种诠释学鼓励我们去信任传统,
第二种则鼓励我们信任方法论的、批判的理解力!在这样的抉择中,精神科学的典型张力显示
出:提高了精神科学家的客观性及科学性,将失去其赖以引导的力量 (Orientierungskraft),反
之亦然!
2.
如果不采取那种只存在一种 (可惜地或幸运地是历史的) 诠释学的流行见解,就会有所收
获,因为简化只会造成不清晰及凸显不必要的争执。也许人们该停留在先前关于阐释的尝试中。
然而那种诠释的争论很自然地也触发到对立场的表态上,在表态中,众多的精神科学家可能也已
选定了一项或另一项答案。也许对正确解释之可能性之质问尚未过时。历史书写的可能性最终也
依赖于此质问。依据较新的趋势,例如 U.艾柯便不得不认为:应详尽地反驳这样一种把文本同化
为野餐的理解立场,在此野餐中,作者只贡献了碗 (文字),读者则贡献了菜单 (意义 Sinn)
39。建构主义与解建构主义两者远比海德格尔及加达默尔更怀疑客观正确的解释。这是眼下出现
的一个新的紧要问题。因此接下来我将以某些论点,也包括我自己的观点,来进入那场历史主义
的讨论中。
首先,对加达默尔的诠释学及其对理解之历史性的讨论已如此之多,再去反对他们的见解似
乎没什么意义。因为,事实上,每一种接受史 (Rezeptionsgeschichte) 告诉我们:所有阶段的
较早文本均重新地或以另一种方式地被诠释。谁能否认新的兴趣及新形成的质问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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