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文化的"解构与清理"时期是中国人精神上的"离乡"时期。中国人以民初剪辫"断发"的坚毅态度与腐朽的封建形态诀别。中国人在这一时期应表现出勇敢的文化叛逆行为与承当精神，与中国历数千年筑就的古老乡堡，作一次告别。要体现撤除老屋重建新居的激奋；掀去黑暗的屋顶，撤除闭锁的窗棂，驱逐专制的家蛇，排除愚昧螨虫的决心。用新设计，盖新房屋。显然文化建设的第二步，是革命而不是温存；是断裂，而不是接续；是疏离而不是情恋。这一步是文化建设的极其关键的一步，其为东亚的"宗教改革"，无论在人力与精神上都将付出牺牲。开不出这一步，或这一步走得不充分，不完全，都会将在东亚文化建设的伟大工程彻底断送。我们感谢"五四"，感谢鲁迅、陈独秀乃至于胡适、傅斯年他们在中国现代文化启蒙中所起的作用，不应去责备他们曾经说过的一些偏激的话，就是为的这一点。这一步是十分难跳的。情感上的原因占了很大的比例。此时的中国人将体会日暮乡关的离乡愁绪，失去家园的的失落情感。离开老屋，告别乡堡的涌动人群，这时候又不可以避免的出现道德失序的状态，这使中国文化人的乡愁情结，越益浓化。因此，只有努力克服这种善良而又无益的情绪，文化建设的过程才不至于中断，中国新文化的曙光才会真正跃出东方地面。

　　假如东亚与中国的文化建设是顺利地"跳"好其第二步，紧接着将可以进行第三步的跳跃。笔者将这第三步的跳跃称为文化的再构重造前提下的回归。是传统的归乡与回家。或说是在撤除老屋的基地上，再建新屋。新屋看来有旧的痕迹，因为地基是原本的，材料也并不排斥旧的。但设计将是全新的。这座新屋有其新的灵性：专制的家蛇与愚昧的毒螨已被清除，请进的是"开了光"的祖神。到这一步东亚与中国的文化现代化可以说是接近完成。在说明以上文化建设三级跳跃的情况以后，还要补充说明的是三级跳跃有其顺序性与时间性。第一：顺序性。在跳第二步之前，第一步不可或略。更重要的是，第二步是极其重要的一步，也无法省略。如前所言，文化建设如造屋。造新屋必须要撤除旧屋，清理地基。省略这一步，新屋何来。第二是时间性。如前所说中国社会与文化国情，决定中国文化建设的第二步是最艰巨的。所以所化的时间，即在跳跃"空间"的停留时间也当更长。

　　文化建设所怕的是"第二步"未跳，或者未跳好，就及早起跳第三步。不破而立，或者是破得不彻底而转向于立，可能会使文化建设的过程步伐紊乱，难以达到应有的效果。其结果无法对中国旧文化做最彻底的清理，文化建设陷于在烧饭"夹生"的尴尬。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文化亚洲主义，其原旨是对日本全盘欧化思潮的反拨，要求重新发现日本文化的源头即亚洲文化，主张在保持亚洲文化精粹前提下，吸收西洋文化，以找寻日本文化现代化的本体道路。中国的亚洲理论在这方面与日本的文化亚洲主义有相同的地方。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理论中的文化亚洲论与章太炎的"昌明古代哲学"的思想，表现得都十分明显。因此"总体"上中国与日本上世纪之交提出文化亚洲理论，具有进步意义。东亚现代化不仅仅是经济与政治的现代化而且是文化的现代化。而一个民族与国家文化现代化的代表标志，即看其对本国本民族文化是否作了适应现代化的改造，在弘扬民族文化的基础上重建民族新文化。

　　然而，章太炎在20世纪开头，"五四"对旧文化的大规模批判还未开启，即在某种意义上受日本文化亚洲主义的影响，恢复古学，又与刘师培等人开创国粹。我们一方面从"总体"上肯定中国文化亚洲主义与国粹主义，肯定其在排满革命中具有重要的宣传作用，肯定其为20世纪以阐发中国文化为特征的中国文化复兴运动的前奏，但因其在中国文化建设过程中的"超前性"，使其在现代文化史学的实际价值受到限制。

　　这里还要讨论一个问题，即中国文化建设所反映的实态是：第二步与第三步齐头并进。这是一个复杂的现象。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化建设出现了"二步同跳"的情况。笔者时常在想，中国的文化现代化进程如同是合力拉纤，"文化批评主义"与文化"文化建设主义"抱着改进中国文化的相同态度在异途同归的过程中将中国的文化之船拉向现代化境地。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发表时间是1924年，就《大亚洲主义》演说主旨而言，孙中山主张传统文化接续论。他直言中国儒家传统是亚洲文化的根基与命脉。亚洲文化（主要指中国儒家文化）是王道文化，而西方文化是霸道文化。并指出王道文化将一定胜过霸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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