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进行其文化建设时，大体依照三步顺序起跳的方式进行。不过第一步进行得并不充分。福泽谕吉等"明六社"同人曾对日本旧传统作过批判，但这种批判是不够彻底的，紧接着文化亚洲主义盛行，传统迅速"回归"，使日本的"现代"思想中夹杂有大量旧思想的残余，使日本成为世界上刻有封建社会印迹最深的现代工业国家.与此同时，如在本文已经提及，对日本文化亚洲主义主调的不和谐音应有必要的历史警觉。诸如强调日本在亚洲文化复兴过程中"先行者"的作用；主张日本文化"优越论"与振兴亚洲文化"天职论"。这一切，连同日本战略亚洲主义中的"日本责任论"与"亚洲解放论"，加上福泽谕吉"脱亚论"的负面思想影响，终将使日本文化亚洲主义发生向右的异变，使文化亚洲主义发生可悲的变数，演化为亚洲侵略与"大陆政策"的文化理论源头。

　　由此，我们在分析日本的亚洲主义时应不可忘记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即日本的亚洲主义不管其为战略亚洲主义还是文化亚洲主义其最?quot;异变"为亚洲侵略主义。以笔者所见。这种"异变"与日本加紧实施其大陆政策与亚洲侵略政策相一致。如德富苏峰在1894年发表《日本国民的膨胀性》、《对外自主派的本领》等文亟言侵略中国。植村正久则与德富苏峰发出同调，提出"精神冲突战"理论，说"日清战争（甲午战争）之外有其大意义在。"鼓吹日本发动战争的真正原因在于新旧两物的精神冲突："日本流血前进，乃为新文明之精神张吐气焰。而将其国是告知于天地神灵"。（参见《明治思想集》）大川周明在将大亚洲主义向右转化的过程中起了较大的作用。大川周明本来是大亚洲主义一个积极宣传者，时势推移，他最终主张复兴亚洲的唯一方法不?quot;亚洲提携"，而是亚洲"解体"与对亚洲邻国的侵略。对于大川周明态度变化的研究是一个有意义的课题。

　　20世纪日本将侵略中国的大陆政策全然付诸实践。大亚洲主义逐渐演化为日本具体侵略政策的思想基础。1938年11月日本首相近卫主张建立"东亚新秩序"，发起所谓"东亚联盟运动"使日本大亚洲主义再次浮出水面。太平洋战争之后，大亚洲主义又被"大东亚共荣圈"所利用，鼓吹当时战争乃是一场"黄色人种革命"，而日本则俨然成为"解放亚洲"的"救世主"。
以上，笔者从正负两方面对日本上世纪之交出现的大亚洲主义以及中国孙中山等人对日本大亚洲主义的回应与再诠释作了简单的述论。笔者看到，日本的大亚洲主义的提出，其中含有一定的客观历史进步因素。日本一些有识之士，主张中日联合抗击欧美，对日本亚洲侵略势力的抬头与嚣张，曾起到过某种抑制作用。宫崎滔天等人的亚洲振兴观至今来看依然与中日、亚洲的全体利益相合。他们对中国的改良与革命运动，尤其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辛亥革命良有助益。日本的文化亚洲主义主张在吸收西学的同时弘扬亚洲优秀文化，这种思想此后传入中国，总体上对中日、亚洲现代文化建设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而中国的亚洲主义则注意剔除日本亚洲主义中的负面因素，表现上世纪之交中国先进的中国人希求中日友好的真诚之意。同时从战略上考虑，孙中山等革命派对日本亚洲主义有条件及具创建的回应，也使中国革命在某一时段得以日本为据点，获得回旋的空间。这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开展当是有利的。
然而我们也要明确：对历史上中国与日本亚洲主义又不能评价过高。日本亚洲主义倡导者即使在提出这个"主义"之初，在主张"联合"与"提携"同时，也并未将尊重主权、互利互尊这些起码国际原则写入理论，更谈不上运用于他们的实践；这个"主义"虽然打出反对欧美侵略的旗号，然而这里存在两个完全不同的矛盾性质，日本与西方的矛盾是列强之间矛盾，而中国与西方的矛盾是殖民地与半殖民地与西方的矛盾。况且日本主政者在强?quot;抗击英美（俄）"的同时，一刻也没有将侵略中国与亚洲之心真正放下，有此端绪，日本亚洲主义发展趋向则只能是或悖其初衷，或付诸东流，或向右异变。从中国方面来看，无论章太炎的亚洲和亲论或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虽具亚洲联合的美意，虽属合纵连衡良策，虽含文化兴亚洲的宏愿。但不可否认，他们思想中仍有对帝国日本幻想的成分，此乃被中国资产阶级的先天软弱性所决定。中国大亚洲主义的这种理论缺陷，终使其发生中国式的异变。日后汪精卫自称是孙中山大亚洲主义的正统继承者，时值日本铁蹄惨踏华夏，竟说中日?quot;在共同目的之下亲密合作"，共兴臭名昭著的"和平"运动。大亚洲主义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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