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就章太炎与孙中山的言论而言，他们一方面主张亚洲以及中国与日本的联合，另一方面对日本的亚洲侵略思想也表示警惕。他们的中日联合论是有条件的，即这种联合是建立在中国与日本的平等互助之上，这种联合将使中日均获其利，绝不许中国主权受损。 　　譬如章太炎在以扇子比喻中国印度与日本的关系时又说：日本是亚洲这把"扇子"的"私绳"的扇绳，通过自身努力，已经脱出危亡境地，对亚洲的稳定、和平与进步起着重要作用。然而十分遗憾的是"作为扇绳的日本"非但没有担负起拯救它的使命，相反对东方实行侵略，破坏着"亚洲之扇"--亚洲的安全。这使他痛心疾首，惋惜万分。他要求日本作深刻的反省，制止亚洲侵略行经，真心实意的与亚洲人民团结一道共抗西敌。 　　孙中山在前述演说中也说道：中国与日本，至今还不能说是已经真正的"联络"起来了。亚洲的王道思想，亚洲民族求解放的独立精神，是亚洲，是中日团结联合的思想基础。什么时候亚洲团结起来，中日团结起来。亚洲就会取得全体的独立，王道思想就会最终战胜西方的霸道思想，亚洲的曙光就会出现。他忠告日本：你们日本民族既得到了欧美的霸道的文化，又有亚洲王道文化的本质，从今以后对于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鹰犬，或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们日本国民去详审慎择。

　　值得注意的是，李大钊在1919年针对日本的"大亚洲主义"曾经提出"新亚洲主义"的概念。他主张以"新亚洲主义"取代日本的"大亚洲主义"（"大亚细亚主义"）。1919年前后，段琪瑞政府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编练军队，扩充自己的势力。李大钊于1919年元旦发表《大亚洲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直截了当的提出，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起实质就是"吞并中国主义的隐语"，是"侵略主义"，是"铁怒并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据所能见到的材料，这是我国第一次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提出"帝国主义"的概念。他在文章中还明确地指出，应以民族解放为基础，从根本上改变亚洲，改变中国，然后与世界各民族组?quot;大联合"，"益进人类的幸福"。

　　与孙中山、章太炎相比较，李大钊所用的语句是最尖锐的，眼力也是最明锐的。他看得出来，日本的战略亚洲主义，虽打着反对西方侵略的旗号，其名义虽在反对帝国主义。但日本自己本身就是帝国主义。其与西方帝国主义的矛盾是世界列强内部瓜分殖民地，利益冲突的结果，属于帝国主义内部矛盾；这类矛盾相对中国与帝国主义的矛盾性质显然不同。日本鼓吹联亚反帝，纯为策略需要，最终目的乃在由日本一国独占中国以至全亚洲。由此断言：日本的亚洲主义实是并吞中国与全亚洲的"隐语"，是"侵略主义"。自然，我们也注意到日本大亚洲主义提出之初，一些有远识的日本知识人怀着对中国文化的敬意，出于对西方强敌?quot;忧国"之思，倡导"大亚洲主义"，呼吁联合亚洲，其心深处确有诚意。然而随着时代的推移，日本舆论界的这种正义之声确是日益转弱。联合亚洲，对日本决策者来说全然转为一种战略需要，一旦日本真将西方强国势力拒于亚洲圈外，"联合亚洲"，"日中提携"的理论势必激变为亚洲侵略论与中国侵略论。这种情况已经被历史所证明，毋庸置疑。

　　对于日本的亚洲主义，中国不仅对其"战略"亚洲主义的部分有所回应，同时也出现文化亚洲思潮。这主要表现在日本国粹主义影响中国后，梁启?quot;亚粹"思想的标榜；中国国粹派"国粹"思想的提出及孙中山复兴亚洲文化理论的提出等。

　　笔者在本文将日本国粹主义思想与亚洲主义思想联系起来加以思考，并主张日本国粹思想是日本亚洲主义于文化面的体现。如果这样的说法有道理，那么日本国粹主义思想于中国的传播，以及中国国粹主义的发生，也应该与日本亚洲主义思潮有关。1898年梁启超在横滨创办《清议报》，提出办报宗旨之一是"发明东亚学术，以保亚粹"。打出了"亚粹"的旗帜。"亚粹"与"国粹"自有文意上的联系。"亚粹"的含义，比"国粹"更广大一些，然都主张保护与发扬亚洲优秀传统，将其界定为文化亚洲主义的一种，应该合乎情理。20世纪初，中国国粹派在中国产生。研究他们的思想与日本文化亚洲主义的国粹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如1902年《译书汇编》有文：《日本国粹主义与欧化主义之消长》，较早的将日本的国粹主义介绍到中国。同年黄节在《政艺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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