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日本亚洲主义中文化亚洲思想旨在纠正世人偏重西学，鄙视亚洲文化精义的偏向，以求再兴亚洲文化，那么以上有关佛教价值问题的各种论点，在宣传文化亚洲主义过程中所起的舆论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文化亚洲主义的再一个思想特点是宣扬"日本主义"。我们只要查看一下日本思想年表就可以发现，自19世纪80年代末，以"日本"为名的论著与杂志是何其之多。在杂志与报纸方面，1888年三宅雪岭与井上圆了等创刊《日本人》杂志，组政教社。次年则又有主张"日本主义"的报纸《日本》问世。1890年有《日本评论》创刊。1897年井上哲次郎设立"大日本协会"，创刊"日本主义"杂志《日本主义》。在论著方面则有德富苏峰《将来之日本》（1886年）、《新日局嗄辍罚?887年）、《大日本膨胀论》（1894年）；杉浦重刚《日本通鉴》（1887年）；西村茂树《日本道德论》（1887年）、《日本弘道会大意》（1889年）；三宅雪岭《真善美日本人》与《伪恶丑日本人》（皆为1891年）、志贺重昂《日本风景论》（1894年）；冈仓天心《日本的觉醒》（英文，1904年）；高山樗牛《赞日本主义》（1897年）；井上哲次郎《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1900年）、《日本古学派之哲学》（1902年）、《日本朱子学派之哲学》（1905年）当然，以上的记录还不完全，而且不是说凡冠于"日本"的杂志、报纸、论著乃至协会组织就都归属于日本主义，但说其中宣传 "日本主义"者占大部是不会错的。
日本主义主张保持"国粹"，如三宅雪岭与志贺重昂一头《日本人》杂志，指陈"彰显国粹"与"国粹保存"。"真善美日本人"是三宅宣扬这方面观点的一步代表作。他又有《吾辈倡国粹主义岂为偶然》一文，指出保存国粹的目的在于"坚持国家无形的元气"，强调所谓"国粹"者乃是日本"一国所特有者"，"独创而非模仿他国者"。他承认，他所谓的国粹主义实是"日本主义"。陆羯南于1889年创办报纸《日本》，论及与国粹主义的关系时说："吾辈与国粹主义向有同感"。
日本主义者反对盲目崇外，主张应细致考察日本的国情，确定适合日本的文化、经济与政治大策。如志贺认为，应该选择最适合日本之"宗教、教育、德育、美术、政治生产制度"，"以此裁断日本将来之向背。"他对眼下全盘欧化的情景表示强烈的担忧，故提出日本与西方的"文化主客说"："当以日本开化为主，以西方开化为客"，也即以日本文化"同化"西方文化，最后创出日本新文化。
陆羯南说我们不是将西方文化直接的输入日本，而要看其是否对"日本之幸福与国益有用。"有用则用，反则反之。日本主义还有一个特点是进行日本学术史的深入研究。如前所述，井上哲次郎开展对日本古学、阳明与朱子学的研究就是明显的例子。
不能简单的说国粹派与日本主义者就是文化排外主义者。志贺主张：对西学的态度当"以日本国粹之胃，咀嚼西方文化，以消化之，与日本文化相同化"。
三宅也不同意别人说他们是文化保守主义者"所谓保存，易与守旧混同，此是误解了我们的意思"，住日本主义与国粹足以是要将日本文化精华与西方文化的优秀成分结合，"与固守旧物之保守主义相异"。
由上可见，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日本亚洲主义性质出现变化，一方面不排除战略亚洲主义依然存在，而其向文化意义的转化确是一个明显的特点。直面西学盛行，传统日衰，日本一部分有识知识分子要求回归"亚洲"，再尊儒学，产生"国粹派"，倡导"日本主义"，在日本乃至亚洲现代文化建设史上具有值得肯定的历史意义。然而，19世纪末日本文化亚洲主义主调中也有不和谐音的混响：有人"提醒"日本勿忘日本在复兴亚洲文化事业中所应起的"先行者"的作用；主张日本文化"优越论"，与振兴亚洲文化"天职论"。
这一切终使文化亚洲主义发生变形，其中的一些人最终向国家主义方向转化，竟使这个本来具有积极意义的思潮与前述"战略亚洲主义"遭到同样的命运，迈上侵略主义的歧途。这是我们在肯定文化亚洲主义的合理意义时所必须注意的问题。
三、日本亚洲主义在中国的回应，中国亚洲主义的发生与其特点
日本亚洲主义曾对中国思想界发生过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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