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早期亚洲主义的亚洲同盟论，并不是空泛之论。所谓同盟者，所指对象是谁？最主要的对象是谁？这是研究亚洲同盟论时所必须弄清的问题。实际上这也是日本亚洲主义者当年关心最大，讨论最多的问题。中国是亚洲的大国，历史上是亚洲尤其是东亚的文化中心，在政治与经济中发挥过极重要的作用。时至近代，中国国势日衰，然而日本当政者与思想界知道得很清楚，在谋求抗御西方之际，与中国关系的处置，依然直接关系日本的根本利益与国运走势。由此，日本早期亚洲主义"同盟论"思想主旨离不开对中国的态度。本质上云，亚洲同盟论即指日本与中国、朝鲜的战略联盟论，而最关键的?quot;中日提携论"。19

　　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西学盛行，使日本学术界出现一股轻视"汉学"，蔑视"支那"，视中国无足轻重的风气。与中国结盟何以值得？这直接影响到亚洲主义思想的形成及在社会上的影响。为此，一部分持亚洲主义观点的人士有"支那不可轻"论，论与中国结盟具有重要的战略实际意义。

　　明治8年（1875）11月28日《东京日日新闻》登载《支那不可轻》一文，批评日本舆论界轻视中国。文章记载一件事，即发表文章的该月，有中国兵舰《扬武》号驾入日本港口，舰上配备一应效仿西方，"有大炮9门，最巨者七吨以上"，"有乘员250人，机关250马力。速度平均凡9里。"文章据此议论：日本民众观点跟着上层人士导向走，上层轻视中国，民众也同样轻视中国。对于"轻视中国之倾向应匡正，轻视中国之弊害当扫除"，中国之将来尚不测，继续对中国采取轻视态度，将会因此获祸。既然如此，就目前情况论，应转"轻视中国"为"日清协和"。

　　明治11年（1878）《邮电报知新闻》也有持论相同的文章：《不可轻视支那论》。署名为杉山繁稿。他从经济的角度说明这个问题："以本国为自负，本出于爱国之情，也足可贵。但是不做远谋之计，单纯轻视中华帝国，将成日本失败之因?quot;现在谁都在轻视中国，是因为中国贫弱，体格心性"优柔惰弱"，于"欧人面前"尽其屈辱。但中国经济似为弱小，而幅员辽阔，即使遇到灾荒，一地有歉，异地有丰。有远见的日本人应当知道，日本目前虽具开化之美，而国库实有空虚之虞。他猜测，中国引进西洋器物方面虽不及日本，但是难保国内储存实力，藏而不显。他感叹对中国的综合实力还摸不到底，日本万不可轻举妄动。

　　这篇文章没有明显提出中日连携理论，但为"连携"论造了舆论。当时日本朝野的心理，是要摸到中国的真实经济与军事底牌，强则避之，弱则击之，强弱不明则暂时"连携"。如果说这也一种亚洲主义的类型，则是一种实用型战略论的"亚洲主义"。

　　以上所述的两篇时论，似乎有意在向人们昭示一个道理：在上世纪，国与国之间的外交，是"结谊"、"提携"还是断绝，或干脆换之于赤裸裸的侵略，明确的价值观是看与之"提携"的国家有无经济实力。有其实力则有携手可能，反则反之。事实正是：外交是现实的，现实是严酷的。一切有效的，与我有利的外交皆是实力的外交，是现实的外交。易之今语，发展是硬道理，同样发展也是国家邦交的硬道理。穷则挨打，离弃一个国家发展的主题，要求获得别国的尊重与建立平等的外交纯属是一相情愿，历史上无此先例。当然也要说明，前述时论对中国当时国力评价毕竟过高。时间推移，甲午战争后，中国底牌尽识，日本的态度大变，大陆政策完全走到了前台。这在后文还要论及，此不赘言。

　　当然，日本早期亚洲主义的中日提携论的提出，还不能说仅在于对中国实力的推断。与西敌抗争，争取盟友究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如《东亚的气运》一文的作者所论：在亚洲中只有日本超然出众，达于富境。但眼看亚洲各国"愚昧不开"，受欧洲列强之无端侮慢凌辱，"此于畅达日本之国权，抑制西洋之跋扈，到底不利。"

　　为此，他主张"亲善中国"，不当对中国取轻蔑态度，而应结亲密之交际，联为同盟，共图亚洲振兴的大计划。文章还说，现在西洋侵略中国，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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