冈仓还这样说明儒教与日本的关系："日本原本是一个岛国，因儒教与佛教的影响，与邻国一道，自制自律，在岛国狭小的领域里，遵从着自己的宿命。"
在复活儒教思想的声浪中，一些思想家注意对中国儒家学说的具体研究，以发掘其中适应新时代的学理资源。明治26年（1893）时三宅雪岭著《王阳明》。该书用评传方法写就。著述目的旨在宣传"东洋文化"，尤其阐明东洋哲学于当今日本存在的意义。他声称在王阳明处找到了自己的"分身"，这种"分身"才是本质的"自我"，也是日本的真正精神本原。他对阳明的"良知说"特别给予关注：他说，"阳明在壮年的时候曾有过厌世是思想，及至得到安心立命的方法，万难中尽乐天的趣味。云，此乃乐心之本体。由此也与快乐相伴，未曾与一刻相离。"在三宅看来，阳明思想的精华所在是"良知说"，"然有良知处，则万般的事物皆恍然而融和。如何的艰难，任何的穷迫，而未能系缚我者。"他对良知说作如下解释："如阳明所说，吾心之良知即是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
他得出结论，良知说与西方哲学相比较，实与康德之所谓理性同。
对阳明的推崇，可以说是明治时代文化亚洲主义思潮中的一种共识。如果我们将新渡稻造也看做文化亚洲主义主张者中的重要一员，则在他的著作中也明显可见对王阳明的赞美："最高洁奈涫恐校行矶喽际芄裘鞯乃枷氲那苛业挠跋臁餮蟮亩琳咭材艽又杏胄略际ナ橄嗬嗨频墓鄣恪?quot;
另外，井上哲次郎有《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1900年），在书中记日本阳明学哲学史，对心学思想在日本思想史上的地位作用作了详尽论述。 日本文化亚洲主义十分重视中国儒家文化的地位有其历史原因。从历史上看日本在确立其国家主导思想时，曾将儒家文化作为首选对象，以为本民族支配思想。这在江户时代表现最为突出，整个的江户时代可以说是一个"儒教时代"。"儒教"（主要是中国理学）与神道教相结合，成为日本国教，也成为日本进入近代之前的"国粹"与文化传承主线。就此，日本在一旦经过西方文化洗礼之后，当想到要弘扬亚洲以至本国的民族文化传统时，自然会重新认识儒家的精神价值与社会功能，通过对其更新，以其与全盘欧化思想相抵，再次将其确立为支持日本式现代化的本国重要伦理基础。而进一步分析，日本文化亚洲主义者一反江户时代的传统，由对理学的敬奉，改为对心学的张扬，这是历史的事实。究其原因，则是由于阳明学较之理学而言，主?quot;良知"，主张对自我"本心"，主体意识的扩张，这正与处在进取发展过程中的"工业日本"民族精神相合。
当然，组合日本传统文化基因的不仅仅是儒家思想，其他还有佛教等。要宣扬文化亚洲主义自然对佛教思想也同样给予积极的评价。明治维新之初，日本佛教曾受到过贬抑与排斥。明治初年就参加出现过"废佛毁释"的运动。1887年西村茂树《日本道德论》的发表使佛教在理论上得到政府的承认。西村认为对西学的片面追求，已使日本道德陷落沦落边缘，在强调国民教育当倡导儒家的前提下，说明佛教作为"世外教"，于广大基层群众中渗透度甚大。值西风鼓动，百姓精神无所适从之际，政府权当因势利导，以佛教约束众多国民。哉先毡臼婪缛障碌牡赖轮刃颉?/p>
另一名思想家井上圆了也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倡佛教对再造亚洲与日本文化的重要意义，他说佛教"论三世，谈六道"，其真旨是"物质不灭"与"能量常存在"，努力求得佛教的现代性意义，用心良苦。
他以为学习西方，固然十分重要，但一味倾慕西学，置东方学术于不顾，其后果是只看到西方物质丰盛的一面，而对精神面的探求寡少，将对日本产生极其不良的影响。他强调佛教是一种对东方人精神建设极为有益的哲学体系，对其应重新体认，吸收为日本人的精神营养。为着重宣传亚洲哲学，他在1894年创刊了《东洋哲学》。佛教思想家村上精一则直指佛学为哲学，而之所以说佛学为哲学，是因为佛学对世界宇宙"原理"作了"百尺竿头的彻底说明"，起着与哲学相同的作用。他把佛学神圣化，甚至说成是人间最高层面的哲学，"其论无尽，其说无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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