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东部方向的文明地区，就种族文化与经济类型而言，明显地存在着南、北两大不同的民族系列，这就是黄河、长江两大流域主要以汉民族为代表的农耕民族系列和北方草原地区主要以众多的游牧民族为代表的游牧民族系列。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这两大民族系列之间的冲突、对抗、融合与同化始终迭宕起伏、延绵不断，构成了中国历史最为突出的特征之一。同时，在南、北两大民族系列的冲突与对抗中，北方的游牧民族始终成为一种极为活跃、极富扩张性的历史因素。所以这种冲突与对抗的结果不但导致北方游牧民族的一次又一次的大规模南下和人主中原，而且也迫使以农耕为主体的汉民族文化重心不断南移。元代以前，汉民族文化重心在魏晋南北朝和南宋两个时期曾发生过两次大规模南移。这一南移的结果，客观上使得北方游牧民族在辽阔的中国北方地域的活动更趋活跃和更具扩张性。但是，另一方面，北方游牧民族南下进入中原后，又总是不断地与庞大的汉民族在种族与文化上发生融合和同化，从而使二者逐渐趋于一体。因此，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的一次又一次南下中原，不但导致了中原文明在体积上的日趋庞大和在地域空间上的迅速拓展，而且也给中原文明带来了极大的活力和扩张性。毫无疑问，西藏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与中原政体发生政治隶属关系的。

　　很明显，在西藏被引入中原和最终纳人中原政体的过程中，起了关键性作用的并不是以农耕为主的汉民族，而主要是得桥北方极富扩张性的游牧民族。事实上，西藏正是在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扩张和入主中原过程中被带人中原的。完成这一历史功绩的即是13世纪初崛起于中原北方并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活跃了长达数百年之久的蒙古。

一

    蒙古在连接西藏与中原政治关系中所起的重要纽带作用，可以由下列几个显著的事实得到确认：

　　第一，西藏与中原政治隶属关系的形成与确立，是通过13世纪初北方蒙古势力的强大扩张和入主中原建立元朝来获得实现的。

　　第二，蒙古统治者所建立的元朝对西藏进行了长达百余年的统治，这一统治不但使后来明朝作为元朝的征服者得以顺利继承对西藏的统治权，同时也使西藏在明朝取代元朝之后理所当然将明朝视为新主而迅速主动地投人其治下，上缴元朝敕印换取明朝敕印。也就是说。元朝对西藏的统治直接为后来西藏与明朝政治关系的确立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三，明末清初，当中原发生政权更替及大规模战乱而对西藏暂时无暇顾及之际，蒙古势力再次由西北南下进入西藏，在西藏建立起以五世达赖为首的统治全藏的甘丹颇章政权（西藏的统一政体自此靠蒙古的力量而得以形成），并再次形成了蒙古对西藏长达70余年的真接统治。随后，由于清朝迅速崛起和人主中原并以强大的声威赢得大漠南北蒙古各部的归顺与臣眼，清朝途在蒙古各部归顺与臣眼的基础上取得了对西藏的间接统治权．在1696年清朝以强大的军事实力击败噶尔丹叛乱以后，则导致了蒙古对西藏的直接控制权逐渐向清朝的转移，这一转移过程最终以1720年清朝出兵西藏驱逐准噶尔部而告完成。可以说，清朝实际上是通过对蒙古的征服和控制而从蒙古手中继承了对西藏的统治权。或者说是由蒙古对清朝的归顺与臣服而将西藏带人了清朝统治之下。

　　由上可见，蒙古曾在两个关键时期起了连接西藏与中原政治关系的重要纽带作用。第一个时期是，13世纪初蒙古的扩张及入主中原建立元朝不但首次将西藏纳入了中原政体的统治之下，而且无朝对西藏长达百余年的统治还构成了后来西藏与明朝政治关系的基础．第二个时期是，1642年蒙古再次形成的对西藏的统治，最终也以蒙古对清朝的归顺与臣服而逐步将西藏转人了清朝的直接统治之下。

　　值得注意的现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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