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3世纪初，就在蒙古实现对西藏的征服与统治并于随后入主中原建立元朝的同时，蒙古与西藏之间即开始迅速发生了一种宗教文化上的联系．首先，以忽必烈为首的蒙古统治者逐渐对其所接触到的西藏宗教发生了浓厚兴趣，这一结果使得蒙古统治者由最初对西藏的军事强制转而对西藏各教派领袖采取了一种大加优崇与怀柔的政策．与此同时，西藏方面以萨班、八思巴和噶玛拔希为代表的一批各教派领袖人物也开始利用蒙古统治者对其宗教所表现的明显兴趣而不失时机地对他们进行了强有力的宗教渗透和影响。他们纷纷远离故土而趋往北方蒙古地区，跟随和投靠于各自认定的蒙古汗王麾下，从事宗教上的各种活动。这一局面持续了数十年，其最后结果是导致了作为大元皇帝的忽必烈本人及整个元皇室对藏传佛教的皈依和崇信，使藏传佛教成为元朝国教。

　　假如说蒙古最初对西藏的征服和统治尚带有较强的军事强制色彩，尚主要凭籍了其军事实力的后盾，那么自忽必烈开始，随着西藏与元皇室之间特殊宗教关系的建立，元朝在政治上对西藏的统治和管理也逐渐转向了一种以宗教关系为基础的模式。元朝主要通过扶持和依靠西藏教派势力来对西藏进行统治，确切地说，是将西藏萨迪派势力作为其在西藏的代理人，通过对他们的有效操纵和控制来具体实施对西藏的统治和管理。这一统治模式客观上使得元朝对西藏的统治更加容易，同时也更为有效，从而大大强化了元朝对西藏的统治．而另一方面，西藏以萨达派为首的各教派势力也通过他们与元朝统治集团建立的特殊宗教关系而逐渐在元朝宫廷中获得了巨大的权力和利益。自八思巴开始，西藏宗教领袖被元朝皇帝封为“帝师”的做法遂成为制度。除帝师外，大批的西藏僧人（或非僧人）亦受到元王室的尊崇，这些人并不限于萨迦派，也有其它教派的人，他们或受封为王，或尚公主与长曾主，或被皇子、亲王们奉为上师，或在朝廷做宫，取得各种封号。史载元代“（帝师）弟子之号司空、司徒、国公、佩金玉印者，前后相望。”西藏各地方领主来京谋求职位封爵之人则更多不胜计。西藏教派势力与元朝统治集团在宗教和政治上的这种紧密结合，也为他们源源不断地带来了巨大经济和宗教利益，有元一代，元朝统治者对以帝师为首的西藏僧人的各种赏赐其数量之巨大，次数之频繁达到了非常惊人的地步，以至当时有人曾发出“今国家财赋，半人西番”。和“国家经费，三分为率，僧居二焉”的感叹。此外，因元朝统治者笃信西藏佛教并在京城及全国各地广建佛教寺庙，大兴佛事活动，教导致了藏传佛教在中原地区的普遍兴盛和发展，同时也导致了西藏僧人大批向中原地区流动。史载，仅元成宗大德九年（公元1305年）至十年间统计，牟尼之教法如太阳之光辉，普照大地。

　　需要指出的是，元朝虽是蒙古统治者入主中原后所建立的王朝，但元朝决不是一个单纯的蒙古族性质的政权，它对整个中原地区统治的确立实际上使它成为了中原的政体并在与周边民族的关系中吗然地代表了中原王朝的利益，此外，元朝对中原地区长达百余年的统治也最终在极大程度上导致了它本身的中原化。所以，西藏对元朝所形成的强烈政治依赖已经不仅仅限于对蒙古，而是代表了其对中原政体的一种政治依赖；同样，西藏与元朝之间基于宗教关系而发生的深刻利益联系客观上也导致了西藏向中原地区的利益倾斜。而这两点无疑又由于元朝对西藏长达百余年之久的统治而不断地得到了强化和巩固。由此可见，元朝对西藏的统治显然已深深地将西藏纳入了中原政体之内，它不仅使西藏与中原之间发生了极为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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