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认为不属于萨满教一类，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西藏苯教应属萨满教类，尤其是公元8世纪以前的苯教。但是，有一点异常明显并得到学术界的普遍承认，即西藏原始宗教苯教与我国北方游牧民族尤其是蒙古族所信奉的萨满教之间存在大量的相似之处。有学者在将西藏苯教与萨满教进行了系统比较之后得出如下结论：“以性质、作用、宇宙观、崇拜、仪式、占卜、服饰和法器诸方面，对西藏地区的苯教同萨满教作了一些比较。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苯教在很多方面同萨满教有所重合。苯教可以说确是萨满教在西藏地区的表现形式。而这种形式又带有西藏地区民族的特点。苯波，显然就是古代藏族中的萨满。”西藏在公元8世纪以后形成的藏传佛教，主要是印度排教密宗与本土原始宗教——苯教相融合而产生的一种特殊宗教，又称“喇嘛教”。由于藏传佛教本身内涵了大量的苯教内容，即西藏“由喇嘛代表的佛教之特殊形式吸收了大量的巫术仪轨内容和形态以及一系列的守护神，”因而使得“藏传佛教本身富有神秘色彩，其侈设仪式、讲究修法、演习咒术等与北方游牧民族固有的萨满教的风俗，颇能融合。”也就是说，包含了大量苯教内容的藏传佛教与蒙古萨满教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融通性。
蒙藏两大民族在种族与文化上的亲缘关系及由此而产生的在宗教上的融通性，乃直接构成了13世纪以来二者连续在宗教文化以及政治、经济上发生紧密结合的基础。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一基础仅仅代表蒙藏在宗教文化上发生结合的可能性，它本身并不构成二者发生结合的必然性。在13世纪以来的历史中，促成蒙藏两大民族在宗教文化上不可避免地产生深刻联系的原因，主要还有以下两点：
第一，蒙古的扩张性。13世纪初蒙古的出现，乃是集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之大成的一个结果。因此，蒙古族的诞生，其本身即代表了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一个强大的突破性发展势头。这一点从蒙古出现之始便以强大武力迅速向外扩张即可获得证明。历史上，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在地域空间的发展主要呈现两种趋势，一是南下入侵和征服中原，二是向西扩展。蒙古也不例外，其在地域空间上的扩张和发展也主要呈现出南下和西向两大趋势。所不同的是，与历史上其它北方游牧民族相比，蒙古乃是一个实力更强大、因而也更富征服性与扩张性的民族．因此，蒙古强大的扩张及其向西发展的势头，在13世纪以后的历史中乃构成了蒙古征服和统治西藏的必然趋势，因此也使蒙藏两大民族的交汇具有了必然性。
第二，蒙古自身的发展而产生的新的宗教需要。假如说13世纪以来蒙古强烈的扩张性使蒙藏两大民族的联系成为一种必然趋势，那么蒙古自身发展而产生的新的宗教需要，则进而构成了蒙藏之间在宗教文化上发生深刻联系的必然性。一个突出的现象是，蒙藏两次在宗教文化上发生联系，都不是以西藏对蒙古萨满教的接受，而是以蒙古对藏传佛教的接受为结果；同时，蒙古两次对藏传佛教的接受均是在自身处于某种突变性发展的背景下发生的。第一次是13世纪蒙古势力在大规模向中原发展，并入主中原建立元朝的过程中接受了藏传佛教。第二次则是16世纪蒙古社会内部的经济结构开始从过去单一的原始游牧畜牧自然经济向多种经营的经济类型转变，新兴的农业、商业和手工业获得迅速发展的情况下而接受藏传佛教的。值得注意的是，为什么在蒙古因自身发展而产生新的宗教需要时，都总是导致了其对藏传佛教的接受，而不是导致其对中原地区的汉传佛教和道教的接受？其原因显然在于中原地区的汉传佛教和道教均为农耕民族所信奉的宗教，它们在文化内涵上与蒙古的萨满教文化存在较大的距离和隔阂。
此外，从经济类型和社会文化的观点来看，藏传佛教的文化特点也较为符合蒙古民族性格与民族传统。这一点在16世纪藏传佛教格鲁派向蒙古社会的大规模传播上表现尤为突出。藏传佛教格鲁派兼有显、密两方面的内容，它是一种最适合农区与牧区相结合的经济特点的宗教。它的显教理论能够为蒙古的政治变革和新兴的统治阶级提供一种较之萨满教更系统、更完备的理论依据；而它的密教实践中既有大量的“神咒法术”能与萨满教相通，同时又有医占历算掺杂其间而为被满教所不能匹敌。因此，格鲁派的密教实践既可满足原蒙古大众对萨满教的心理需要．又更胜萨满教一筹，这正是导致藏传佛教格鲁派迅速为蒙古社会所接受，并最终败代蒙古萨满教的原因。
应该承认，13世纪，蒙古在地域空间上主要采取向西和南下中原的两大扩张趋势，的确是使蒙古在西藏与中原政体之间成为联系纽带的重要原因。也就是说，一方面蒙古向西扩张和发展使其与西藏发生了深刻联系，另一方面蒙古南下向中原的发展又使其与中原政体发生了极为紧密的联系，这样西藏与中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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