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元朝灭亡以后，元朝统治西藏所产生的深刻影响通过两个途径得以延续并发挥作用。第一个途径是，西藏在元代业已发生的向中原的利益倾斜和对中原政体的政治依赖机制自然不可能随元朝的灭亡而消失，所以元朝灭亡后，西藏在这一机制的驱使下很快便主动投入了取代元朝的另一个新兴中原王朝——明朝的治下。西藏与克、明政治关系的婚变过程进行得异常迅速，从1370年明军攻取河州和原吐蕃宣慰使何锁南普以无所授金银牌宣敕降明后，很快就形成了藏区各实力派上层人物辗转招引、纷纷遣使或亲自率部入明，接受明朝官职和封号的局面。仅短短六、七年时间，元朝在藏区的行政机构与官吏便转人了明朝的统辖之下。此外，明朝对西藏的接管基本上采取了和平招谕方式，明朝与西藏之间既未发生武力对抗，明朝军队也未曾进入西藏，西藏完全以和平方式顺利转人明朝治下。出现这样的情形，显然在于西藏方面本身已形成了对中原政体的依赖，而这正是元朝统治西藏所导致的结果。

　　第二个途径是，明朝统治者在继承元朝对西藏统治权的同时也大体继承了元朝对西藏的政策。明朝与西藏之间虽然缺少象元朝那样的宗教联系，明朝统治者并不皈依和信仰藏传佛教，这也使得他们取消了元朝那种在宫廷中以西藏宗教领袖为“帝师”的制度，但是，明朝统治者却至少在两个主要方面承袭了元朝对西藏的政策。其一，明朝同样通过巨大的利益联系来促成西藏在政治上对中原政体的依赖．有明一代，明朝中央对西藏朝重者始终予以巨额赏赐并通过大规模茶马互市进一步加强西藏与中原的利益联系，这使西藏与中原地区的经济利益联系朝着一种更广泛、更具规模的方向发展。在明代，西藏的各路朝贡使团以更大的规模和频度络绎不绝地往来于西藏与中原之间，他们的目的自然是为了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所以，明朝的这一政策无疑使西藏在元代业已发生的向中原的利益倾斜得到了进一步的延续和发展。其二，明朝统治者同样采取了尊崇和优待西藏宗教领袖的做法。明朝先后在西藏各教派领袖中分封了三大法王、五大教王，基本上囊括了当时西藏的各主要教派。对于这些宗教领袖，明朝除在政治上予以分封和崇高地位外，还相应地在经济上给予巨大的赏赐。尽管明朝对西藏宗教领袖的优崇主要不是出于宗教上的原因．而更多是出于政策上的考虑，但这一政策同样对各教派势力起到了巨大的政治凝聚作用。明朝这一政策显然直接沿袭了元朝优崇西藏宗教领袖的做法、由此可见，明朝与西藏的政治关系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西藏与元朝格局的一种延续和发展。

二

　　值得注意的是，在明末清初之际，西藏与北方蒙古之间在宗教文化与政治上又一次发生了大规模的、紧密的结合，其具体标志即是1578年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与蒙古吐默特部汗王俺达汗会晤于青海后随即导致的格鲁派向整个蒙古社会的迅速传播和1642年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率部南下进入西藏，再次形成了蒙古对西藏的统治．这种结合所产生的一个重要结果是使得蒙命次成为了连接西藏与清朝政治关系的枢纽和桥梁。一个显著的事实是，清朝严格说并不是从明朝手中继承了对西藏的统治权，相反，而是从蒙古手中，是凭籍对蒙古各部的收服和统治而逐渐取得对西藏的统治权的。而且，清朝得以收取蒙古各部并从蒙古手中顺利继承对西藏的统治权，很大程度在于清朝成功地利用了西藏与蒙古之间的特殊宗教关系。

　　清朝在入关以前，首先采取了收服和联合与之毗邻的蒙古力量向西发展的战略。这使得满清统治者很早即对蒙古所信奉的藏传佛教有了深入的认识，并采取了尊崇藏传佛教以笼络蒙古的政策。1632年，清皇太极联合蒙古喀·尔喀、科尔沁等部击败了长期与之为敌的蒙古察哈尔部，赶走了其首领林丹汗，随后皇太极又先后降服了漠南蒙古各部，取得对长城以北广大蒙古地区的控制。这样，尚未入关的清政权便首先与北方蒙古建立了异常密切的关系。当时，满清统治者不仅大力尊崇藏传佛教以笼络蒙古人心，而且在这一基础上还与喀尔喀和漠南蒙古各部王公建立广泛的联姻关系，订立攻守同盟，同时大量吸收蒙古贵族参加清政权，给予蒙古贵族以较高的政治地位，使其成为清政权的重要辅佐力量。清朝入主中原，很大程度是依靠了蒙古骑兵的力量，《圣武记》载，清朝前期“中外贴然，医蒙古外戚扈戴之功。”入关后，清朝统治者也一直把蒙古贵族作为最重要的辅佐力量，清朝对蒙古贵族的优待远远高于其它民族的上层贵族，几乎与满洲贵族相当，他们可以充任朝廷要职，也可以掌握兵权．清代前期汉族不能与皇室通婚，而蒙古贵族却享有这一特权。清朝利用藏传佛教笼络蒙古及以此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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