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就在清朝派使团前在西藏的同时，已同西藏格鲁派在政治上达成联合并正欲大举入藏的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出于在政治上外结强援和防范其它蒙古各部的需要，也促成西藏方面派出一个朝清使团前往清朝联系．该使团由固始汗任孙伊拉古克三率领，并携带了五世达赖和四世班禅以及固始汗本人写给清朝皇帝的信件。该使团于1642年到达盛京（沈阳），受到皇太极的隆重接待。自此，西藏与清朝正式发生联系。

　　可见，在1639年前后，清朝与西藏双方各自主动互派使团并首次发生联系均是基于蒙古的因素。清朝派使团前往西藏延请高僧是出于笼络和收取蒙古的政治需要，而西藏方向派使团前往清朝，同样是与格鲁派结盟的蒙古和硕特部首领为外结清朝强援以防范其它蒙古各部威胁的一个政治行动．1642年，蒙古和硕特部正式建立起对西藏的统治以后，固始汗为了进一步以清朝力量为依托来统治西藏并防范其它蒙古各部的威胁，遂遣人向清朝奏报“达赖喇嘛功德甚大，请延至京师，令其讽诵经文，以资福佑。”清朝也分别于1644年、1648年、1650年和1651年前后四次派专使入藏迎请五世达赖喇嘛来京。清朝在迎请五世达赖喇嘛来京上之所以表现得如此急迫，目的自然是为了“所以安众蒙古”。

　　1652年，五世达赖喇嘛始应召赴京朝见。清朝正式册封五世达赖为西藏宗教领袖，同时将统治西藏的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封为西藏的政治领袖。这一行动标志着清朝在将固始汗作为自己在西藏的代理人的前提下正式承认了和项特蒙古对西藏的世俗统治权，同时也标志着清朝在利用和硕特蒙古对自己的强烈政治依托的基础上间接地取得了对西藏的政治支配地位。

　　此后，和硕特蒙古对西藏的统治权逐渐向清朝发生转移。这一转移过程主要受两种力量所推动。第一种力量是，随着清朝入主中原及对中原的平定，在西北拥有强大军事实力的漠西蒙古各部遂成为清朝的主要威胁．为进一步收服漠西蒙古各部和达到号令整个蒙古的目的，加强对西藏的控制就越来越成为清朝的重要目标，特别是在1696年清朝以强大的实力击败噶尔丹之后，导致了清朝势力向西北的发展，这为清朝加强在西藏的权力并最后取代蒙古对西藏的统治权奠定了基础。另一种力量则是，在蒙古内部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下，尤其是为了防范北方准噶尔部的严重威胁，统治西藏的和硕特蒙古始终需要紧密地以清朝的政治力量为依托，借助清朝后盾来维系其在西藏的权力。这样，蒙古和硕特部对西藏的统治及其与西藏格鲁派集团的结盟也最终成为推动西藏在政治上向清朝靠拢的重要力量。这两种力量使清朝对西藏的统治日呈必然之势，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当准噶尔蒙古人侵西藏推翻和硕特蒙古在藏统治之际，清朝遂派大军入藏驱逐了准噶尔部并最终建立起对西藏的直接统治。

　　由上可见，在清朝与西藏建立政治隶属关系的过程中，蒙古显然是一个最具决定性的中价因素。一方面，清朝利用藏传佛教笼络和收服蒙古的政策及其与蒙古在政治、军事上的特殊关系，使西藏不可避免地成为清朝的重点关注目标并构成了清朝势在统治西藏的强大驱动力；而另一方面，统治西藏的和硕特部鉴于蒙古内部的复杂形势，也强烈需要以清朝政治力量为依托来维系其地位，故和硕特蒙古与西藏格鲁派集团在政治上的结盟，客观上也成为了一种推动西藏不断向清朝靠拢的重要力量。也就是说，无论就清朝方面还是西藏方面而言，蒙古都不仅成为驱使二者在政治上日渐结合的原因和动力，同时也直接成为连接二者政治关系的纽带和桥梁。蒙古所以能在清朝与西藏自间起到连接其政治关系的纽带和桥梁作用，最核心的原因在于蒙古对西藏的统治并非简单的征服与被征服关系，而是由于蒙古与西藏之间形成的特殊宗教关系。因为事实上，不仅蒙古对西藏的统治是以这种宗教关系为基础，清朝统治西藏的强烈意志和目的也同样是以这种宗教关系为背景的。

三

　　自13世纪以来西藏与蒙古在宗教文化上发生的联系，就蒙古方面而言，主要表现为其对藏传佛教的两次接受；而从西藏方面来说则可视为是藏传佛教文化圈向其东部地域的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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