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读之二：原有文化的提纯与归属

    要释读零口村遗存，不可回避地要牵扯到白家村文化的提纯问题。原有的白家村文化，其文化概念究竟如何界定，直到现在，仍是一个史前考古界尚未统一认识的问题。

    这一问题最早出现于老官台遗址[3]。老官台遗址的试掘工作起迄于1959年，老官台文化命名于1979年 [4]。今天看来，老官台遗址的文化层堆积状况，应该和零口村有些相近，存在着两种文化遗存之间的关系，一种是类似于零口村的遗存，另一种就是真正的白家村遗存。老官台遗存在识别之初，是将两种不同的文化遗存放在了一起进行研究的。其实这两种文化遗存应该是两码事，而不是一码事[5]。但是在当时，本区域被确认的史前考古学文化只有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老官台的发现，无疑与前述两种文化有所区别，考虑到其它与考古学文化命名相关的因素，由此而提出文化命名应该是无可非议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类似的遗存发现得越来越多，遗存的真正内涵也随之而清晰化、明朗化，最终有人把老官台文化界定为，“是指分布在渭水流域和汉水上游地区——早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以三足和圈足陶器为基本特征的新石器文化遗存” [6]，其后，经过对一些堆积比较单纯的遗址进行发掘，也证明这种文化界定是比较合理的提法。反过来，再用这一文化概念去衡量老官台遗址，问题就出来了。具有戏剧性的是，老官台在文化命名之后，实际存在基因转移问题。老官台遗址的主体遗存，自身是以假圈足为特征的平底器组合，并不是三足器和圈足器，却要作为三足器、圈足器的命名代表，在资料有限的情况下，解决问题的方法之一，只能是遗存分期，只好把老官台主体遗存为代表的同类遗存，划归晚期。当人们尚未认识西山坪遗存之前[7]，此说似乎可行，而在甘肃西山坪遗存发现之后，老官台文化的晚期遗存也应有所归属。那么，老官台遗址的主体遗存应该如何归属，问题也逐渐显露出来。零口村遗存的发现，终于解决了这一悬而未决的问题——它的最终归宿就是零口村文化。老官台遗址随之失去了文化命名的代表资格[8]，我们在其后的文中尽量避免使用老官台文化一称，道理就在这里。

    当然，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元君庙遗址[9]，以元君庙遗址H406、T414②为代表的一类遗存，也应该和H403、H405一类遗存区分开来。

    与老官台遗址情况相类似的遗址，比较出名的是宝鸡北首岭遗址。北首岭出名，是因为讨论的比较激烈，直到现在，也一直没有停止下来。探讨的焦点，主要还是集中在遗存的定性方面。北首岭遗址的文化堆积略为复杂一些，遗存堆积的具体情况，大体与零口村遗址相仿，既有白家村的，又有零口村的，还有仰韶的。发掘者在对遗存性质的判定和进行文化分期时，不仅没有将零口村一类遗存有效分辨并单独划分出来，而是将该类遗存的一部分划归为早期，“从而模糊了对早期特征的认识和文化性质的判断”，“把早期文化描述成为既不象老官台文化，又不象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类型，并由此提出北首岭下层类型的名称，现在知道并不存在这样的文化类型” [10] 。又将一部分划归到中期，人为造成了一种文化特征的关联性。问题在于，当时的史前考古界已经将三足器、圈足器一类白家村遗存分辨出来，单独称为老官台文化，北首岭却要坚持将此类遗存混判给仰韶文化，这种认识就令人难以接受了。按照这样的分析逻辑和研究模式，如果发现了比已知仰韶文化稍早的或略晚的遗存，就往仰韶上面贴附，中国的文化不就成了大一统了。

    如果说老官台遗址造成的失误是受到材料限制的话，那么北首岭的失误就比较令人难以理解了。我们无意深究谁是谁非，只是失误所造成的影响，给文化提纯工作带来很多麻烦。尽管曾经与北首岭持有相同观点的一些学者，逐渐修正了自己的看法，但是，时至今日我们仿佛又看到了北首岭新的追随者。
我们释读零口村遗存的认识基点，就是将原来没有识别清楚的、类似于零口村遗存的同一类文化遗存，进行提纯，另立新种，回归为零口村文化，这其中就包括老官台和北首岭。

    释读之三：文化命名的提出与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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