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零口村文化的命名问题，本来已经没有必要再说些什么，因为我们除了在发掘简报中提出，还在不少的相关文章中均有表述。只要认真地读一读简报，可以说应该表述的内容基本都表述清楚了。至于零口村遗址的层位堆积，是非常清楚的，从大的层次来看，零口村的文化堆积就是白家村文化、零口村文化和仰韶文化三种考古学文化遗存依次叠压或打破着。我们的观点，也是同样清楚的。我们是在总结了零口村二期遗存基本特征的基础之上，将其器物的基本组合分别与白家村文化、仰韶文化进行综合对比之后，才得出了文化命名的结论。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这里用于对比的白家村文化，依然界定于以三足钵、三足罐、圈足碗、绳纹圜底钵、球腹壶等典型器物和交错绳纹、细绳纹为主的典型纹饰的遗存群体之内，而不包括被混杂在白家村文化中的另一类器物群，即被普遍认为是白家村文化晚期的、类似于老官台遗址主体遗存的一类遗存。所以，才有简报中关于“据目前现有资料，类似零口二期遗存的遗址分布地点有：陕西宝鸡北首岭、华县老官台、元君庙、河南渑池任村、山西垣曲古城、侯马赭村、翼城枣园等遗址”之说，这一点在简报中应该是很明确的。对于仰韶文化的界定范围也如文中所提示的。只要白家村文化和仰韶文化从大的方面没有问题，我们对零口村遗存的认识，至少从目前来看也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

    其实，比较公正的来讲，这类遗存最合适的文化名称，应该以老官台遗址作为小地名，命名为老官台文化。因为该类遗存最早的发现地点，是陕西华县老官台遗址。但是老官台遗址的发现，先期已经有了文化命名。如果继续使用老官台文化一说，势必造成混乱。有时，我和师友周春茂闲聊之时，周先生不免发出感慨，如果老官台文化当初命名为元君庙文化，不但文化命名毫无疑义，现在的发现也只好命名为老官台文化了。

    至于有的同志提出，除深感零口遗址多层文化堆积的重要性外，又似乎看不出零口文化得以命名并区别于渭水流域已知考古学文化的特征，只能说是彼此之间认识问题的基点不同、衡量零口村遗存所使用的标尺不同罢了。

    大凡是在西安生活一段时间的人们，都知道文艺路有一个布匹批发市场，市场能够吸引顾客的不仅是品种全、花色新，更主要的是价格比较低廉。前几年有许多人买布料的时候，商家当着你的面给你丈量，从头至尾将布料放得很松，量完之后还给你多让出5厘米，顾客肯定以为自己占了便宜，可是回家重新再量，却发现布料非但没有多出，反而少了5～10厘米，然后大惑不解，明明看着尺子量得布，为什么会少了尺寸呢。原因出在什么地方，很简单，布料肯定没有问题，问题就出在用以丈量布料的尺子上。同样的道理，零口村遗存也没有问题，问题就出在用以“丈量”遗存的标尺上。

    我们“丈量”遗存的标尺是白家村文化和仰韶文化，具体的操作方法，是以器物组合为对比分析的基础，这种对比不用过多地去翻资料、查线图，因为零口村遗址就出土有现成的器物，即使没有搞过考古的人，譬如给考古队做饭的炊事员，只有将三种不同的器物群摆放在一起，他也会比较轻易地分辨出来。可见，这三者之间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陶质、陶色，还是器型、纹饰，都存在一定的区别，当然也有一些相似的因素，倒是零口村遗存的晚期器物，的确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比较接近，但是要论泥质陶的光洁程度，零口村遗存的陶器甚至超过了半坡类型的陶器，而厚度又要比半坡类型薄了一些，只要用手一摸其光度和厚度，肯定也能够分辨出来。

    零口村遗存陶器的陶质分为泥质陶夹砂陶两种，以泥质陶为主。陶色以红陶为主，多数呈橙红色，褐陶次之，多为红褐色，灰陶和灰黑陶占一定比例，色泽常斑驳不纯，有相当一部分器物的内壁呈灰色或灰黑色，器表装饰以磨光为主，素面次之，钵、碗等器物的沿部内外，常有红色或褐色“红顶”条带，个别器物沿外饰一周带状彩绘。器物底面多留有粗涩的植物碎屑纹。典型器物有小口双耳平底瓶、假圈足的碗、盆、折腹盆、弦纹罐、素面罐、刮划纹罐、圜底锥足鼎、器座、瓮等，这些就是零口村遗存的基本特征，也是其主体特征。

    这些特征与白家村文化、仰韶文化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它不含白家村文化的三足钵、三足罐、圈足碗、绳纹圜底钵、绳纹罐、球腹壶等典型器物，也不含交错绳纹、细绳纹为主要特征的典型纹饰；它不见仰韶文化的尖底瓶、曲肩深腹盆、锥刺纹罐、大口小底瓮等器物，也不见品类复杂的动物、植物、几何图案的彩陶纹样。这种有限概括不同于纯粹事实上的概述，因为它具有非现实的表达力。考古学基础理论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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