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也有同志建议将零口村一类遗存划归为仰韶文化，作为仰韶文化最早的一个类型，排在半坡类型之前；或言将其划入半坡类型，作为半坡类型早期处理，这些提法也许可备一说。需要指出的是，我们所提及的仰韶文化，旨在强调其时代概念，而不偏重于文化概念，所以在很多场合没有具体到某某类型。这是因为原有的仰韶文化，应该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诸如类型的具体划定还没有彻底达到共识、类型与分期的双重身分如何解决、周边遗存的具体归属等等。看来，有许多问题一时还难以彻底解决。正因为如此，仰韶文化才被赋予时代概念，原有文化遭到了目前正在进行的“肢解”运动，原来的后岗类型等被划分出局，半坡、庙底沟等类型被升格为文化。这也正是零口村一类遗存，不能再往仰韶文化中贴附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越贴越乱。
为了便于分析与研究，为了不与已知的文化名称相混淆，将零口村一类遗存统一命名为零口村村文化，至少目前看来还是很有必要的。

    释读之四：研究方法的借鉴与升级

    编写一篇象样的考古简报不容易，要写一篇像样的学术论文也有一定难度，关键在于掌握正确的研究方法。例如有的同志在研究零口村遗存时，形式上采用了划分组别的方法。追根寻源，这种研究方法发端于传播论，主要适用于文化的传播与迁徙[12]。分组的目的是什么，分组之后应该怎么办，不能为了分组而分组。这种方法还算不上“类型学的分析和比较”，因为类型学的分析和比较是以分类和排序为前提的。单一分组的方法充其量算得上个类比，或称为一对一挑选标本更为贴切。

    一对一挑标本方法的基本原理是，针对某一遗存或某些遗存，从其他已经发表的资料中一对一地挑选标本进行类比，你这里出土陶盆，我就从其他资料中挑选陶盆；你这里出土陶罐，我就从其他资料中挑选陶罐；在你这里出土的、其他资料找不到类似标本的，扔下不管；其他资料有的、你这里又没有出土的，更不用管。其弊端在于，用于对比所挑选的标本资料，往往只注重单件器物的一一对应关系，而忽略了遗存自身的组合关系；只注重器物本身的对应关系，而忽略了层位的指导关系；甚至只考虑外形大体相似，而不注意标本之间本质的区别。常规情况下，这种方法只作为参考性的辅助研究手段。如果将这种方法纯粹用于文化定性研究方面，其研究结果的可信程度就要大打折扣了。

    道理很简单，不要说在同一文化遗存中，就是在不同文化遗存中，相互之间有几件雷同的器物，也是不足为奇的事情。譬如，齐家文化中有许多陶器与客省庄文化的陶器非常相似，你能说齐家的东西就不是齐家文化的，而它一定就是客省庄文化的。这种情形在史前相邻的文化系统中是比较普遍存在的。如果在其初始研究阶段，采用一对一挑选对应标本的方法，很有可能使人们步入误区。

    举一个较为粗浅的例子，如果将白家村、零口村、仰韶三种文化遗存放在一起，就好比爷爷、儿子和孙子。在儿子身上肯定有一些器官像爷爷，又有一些器官像孙子，我们不能因为儿子的眼睛和鼻子像爷爷，就把眼睛和鼻子划分给爷爷；嘴巴和手、脚像孙子，就把嘴巴和手、脚划分给孙子，而剩余的部分不再理睬，然后说根本就不存在儿子这样一个人。这种划分貌似合理，但是儿子的存在却是实实在在的事实。不言而喻，这种一对一挑选标本的方法，带有不科学的分割式研究因素，不但导致主观臆断，而且有悖公理。

    再譬如，一种考古学文化遗存犹如一头活生生的大象，大象也是由不同肢体部位组合而成的，如果采用一对一挑标本的切割式研究方法，不免会产生盲人现象：因为大象的腿部像柱子，就把它归为柱子，大象的身体像墙壁，就把它归为墙壁。其结果，原本活生生的大象，有可能被研究者确定成了房子。那么，大象为什么就一定是墙壁和柱子，而不是大象呢。同理，零口村遗存为什么就一定是北首岭、老官台、姜寨，而不是零口呢。还有一个问题，如果对零口村遗存采取一对一的切割式研究，被切割之后的剩余遗存如何处理？难道它们不是出自于零口？它们与零口遗存没有关系？总不能因为找不到对应资料，而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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