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类型学和层位学被称为考古学这部车子的两个轮子，但是在实际操作和应用上，并不是象人们经常挂在嘴边那么简单，要熟练掌握这些考古学的基础方法，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没有十年八年的功夫，很难做到运用自如。比如有一堆器物，分别让经验老道的10个人去分型定式，其结果也可能有8～10种，影响结果的因素固然很多，至少值得我们汲取的经验是，考古学遗存之间的貌似并不一定神合。遗存之间的相似性，与遗存之间的对等性，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不能因为相似，就一定对等；何况在很多情况下，实际上存在着并不相似。作为一种学术研究，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草率地对待基础资料，也忌讳机械对比、主观臆断，因为这样研究得出的结果，只能等同于用文艺路的尺子丈量布料一样，不是缺尺便是短寸，其理论基础必定源于何宴、王弼。

    究竟如何系统地释读零口村遗存，面对零口村的资料，是用新发现的资料来匡正原有资料，还是用原有资料来限量新发现的资料。争论也许还会更广泛、更深入地进行下去。根据目前的现有资料和研究状况，零口村文化至少可以分为两个文化类型，一个是以翼城“枣园H1遗存”为代表的枣园类型，一个是以临潼零口村为代表的老官台类型。至于以长葛石固五期、尉氏椅圈马一期为代表的一类遗存，可能与磁山、裴李岗文化的关系更为密切一些，暂且称为石固文化，以示与零口村文化有所区别并无大碍，对于它的文化细节问题，还需专题探讨。随着探讨地深入，人们认识也会不断提高，有许多问题，包括零口村文化的流向、文化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待考古资料逐渐丰富之后[13]，脉络会自然清晰。急于判定曲直，未免为时尚早[14]。目前看来，研究方法的借鉴与升级[15]，依然是考古学研究中亟待改变的现状之一。

    注　释
［1］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临潼零口遗址第二期遗存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9年2期。
［2］吉笃学：《“零口文化”试析》，《考古与文物》2002 年3期。
［3］北京大学考古教研室华县报告编写组：《华县、渭南古代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学报》1980年3期。
［4］张忠培：《试论东庄村和西王村遗存的文化性质》，《考古》1979年1期；严文明：《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新发现》，《考古》1979年1期。
［5］阎毓民：《老官台遗址陶器分析》，《文博》1998年1期。
［6］赵宾福：《老官台文化再研究》，《江汉考古》1992年2期。
［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师赵村与西山坪》，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8］阎毓民：《老官台文化命名之终结》，《考古与文物》2002年增刊（先秦考古）。
［9］同［3］。
［10］严文明：《北首岭史前遗存剖析》，《仰韶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1989年。
［11］易漫白：《考古学概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
［12］张忠培：《研究考古学文化需要探索的几个问题》，《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
［13］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垣曲县博物馆：《垣曲古城东关》，科学出版社，2001年9月，北京。
［14］王仁湘：《仰韶文化渊源研究检视》，《考古》2003年第6期。
［15］［英］卡尔·波普尔著，傅季重、纪树立、周昌忠、蒋戈为译：《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4月；武宏志、马永侠《谬误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考古学的历史·理论·实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陈　淳：《考古学方法的思考与借鉴》，《东南文化》1997年4期；［法］米歇尔·福柯著，谢强、马月译：《知识考古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6月。恕不一一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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