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朝大教案的史料中，还记载了部分教徒的职业。藉此，我们可以探讨乾隆后期天主教会的社会构成。据被捕教徒的自供，张万钟：帮人赴粤贸易；马西满：舵工；姜保禄：酒米店帮工，后做买卖；陈阿定：卖米糕；马亚成：在多罗馆内佣工；陈阿喜：卖粉食；吴广甜：卖鸡鸭；吴永隆：贩布；谭锦章：佣工；李刚义：做洋漆桌椅生意；刘开寅：船户；刘开逵：船户；顾京琦：监生。

上述教民除顾京琦是监生外，其余皆为小商贩和雇工。有些被捕教民虽然没有明确的职业记载，但供认“不识字”，“留洋神父在家住了一个月，因供养不起，又送走”等等。说明家庭不富裕，没文化。由此可见，乾隆后期信教之人多为文化程度不高的下层民众。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就是礼仪之争发生后，敬孔的士人无法入教。从明朝末年到乾隆后期，中国天主教徒的文化程度呈不断下降的趋势。清代前期，西方传教士尽管得到过顺康二帝的青睐，有过传教的“黄金时代”，但他们举行洗礼的任何人都没有明末徐光启那样的名望和学识，也没有像明末王征、孙元化那样的稍逊一点的高徒。清代的入华传教士事实上进行了一种角色分工。一部分人在宫廷里为清帝服务，成为恭顺的西洋远臣；一部分人活动在民间，主要向劳动群众传播宗教。在宫廷里的传教士，主要以西方的科学技术博取统治阶级的好感，学术传教；在民间的传教士，则主要以“尊敬天主，吃斋念经，现世可以邀福，来生各有好处”的许诺吸引民众。

清代西学东渐的特色

明末清初，随着传教士的来华，西方的科学技术大规模地传入中国，形成了西学东渐。《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中收录的大量文件，反映了清代西学东渐的特色。

康熙是清初统治集团中的杰出代表，自幼聪慧，爱好读书，博学多才。即位之后，汤若望、杨光先的历法之争，使他受到极大的刺激。他事后回忆道：“朕幼时，钦天监汉官与西洋人不睦，互相参劾，几至大辟。杨光先、汤若望于午门外九卿前，当面赌测日影，奈九卿中无一人知其法者。朕思，己不知，焉能断人之是非？因自愤而学焉。”[56] 他认识到西方科学的先进之处，以九五之尊，在日理万机之暇，亲自向传教士学习，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一段佳话。

他一生以极大的热情研习过西方科学。《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的档案资料，记载了他活到老、学到老的感人情景。[57] 他持之以恒，勤学多思，涉猎的范围十分广泛，有天文学、数学、化学、物理学、医学、地理学、测量学、逻辑学、音乐等等，并已接触到当时欧洲一些著名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他的研习是有成效的，在宫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中的两篇亲笔朱谕，使我们又一次看到了老年康熙研习西学的情景。1712年夏天，法国耶稣会士傅圣泽为康熙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阿尔热巴法》（代数新法）。这是第一次在中国介绍符号代数。康熙和几个皇子进行了研习，并亲笔写下了这样的朱谕：“谕王道化：朕自起身以来，每日同阿哥等察阿尔巴拉新法，最难明白。他说比旧法易，看来比旧法愈难，错处亦甚多，鹘突处也不少。前者朕偶尔传于在京西洋人开数表之根，写的极明白。尔将此上谕抄出，并此书发到京里去，着西洋人共同细察，将不通的文章一概删去。”[58] 康熙还在另一道亲笔朱谕中写道：“杜德美曾进过算日出入昏刻不同之表，朕比（彼）时且叫他那（拿）回去，今有用处，杜德美将进过的表察明着速报上带来。” [59] 由此可见，康熙反复研究过传教士杜德美进呈的历法算表。

康熙不仅自己刻苦研习西方科学，还组织传教士和中国学者采用西法，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地测量，绘制了《皇舆全览图》。与此同时，康熙还开设蒙养斋，培养了一批学贯中西的科学人才，组织编撰了包含有大量西方科学知识的《律历渊源》，为引进和推广西学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这一切使康熙赢得了很高的赞誉。德国著名思想家莱布尼茨就曾盛赞康熙。1697年，在《中国近况》一书中，他满怀激情地写道：“正是康熙帝的这一雄才大略才使得欧洲的技艺和科学更好地输入中国。仅此而言，我认为，康熙帝一个人比他所有的臣僚都更具远见卓识。我之所以视他为英明的伟人，因为他把欧洲的东西与中国的东西结合起来了。他自幼就受到中国各门学问的熏陶，知识水平超出常人。”“他从科隆耶稣会士汤若望的学生，比利时耶稣会士南怀仁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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