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早在乾隆初年就发生过多起教案，惩治甚严，影响甚大。乾隆朝大教案爆发后，福建巡抚雅德自信地声称：“此风久已敛戢。”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乾隆曾愤怒地批评他道：教案要犯“蔡伯多禄即福建人，今各处俱未擒获，彼时将何往？足见尔等不力。”乾隆的批评使雅德诚惶诚恐，下令进一步搜查。不久，福建当局抓获了来闽传教的西方传教士方济觉及其容留者，查处了仍在习教的吴永隆等多名中国教徒。这些教徒曾因奉教受过处罚，但不思悔改，仍旧私自奉行，并保存着“破旧经本和不全十字架”。[48]

以上所述不过冰山一角，但足以说明乾隆后期天主教并未在中国绝迹。从通商口岸到畿辅地区，从甘肃陕西到山东山西，从福建沿海到四川盆地，到处都有天主教的活动，而且呈现出与前期不同的特点。

首先，各省教徒赴粤访求西洋神父，延请他们入内地传教的情况极为普遍。这些教徒受家乡教友的重托，或利用赴粤贸易的机会，或专程前往，通过在广州的中国教徒和罗马当家，找到西洋神甫，将他们乔装打扮，沿途护送，引入内地。这说明禁教之后，中国教徒不满足于私下奉教，甘冒风险，远程延请西洋神甫。这正是令乾隆帝极为恼火之处。他曾愤愤说道：“汝等如果安分习教，尚在可原，何得招致西洋人往来内地，私传经教？”[49] 地方大吏也对此十分反感，甚至把延请西洋神甫的中国教徒称之为“汉奸”。认为：“西洋人传教，势不能自来自去，总由内地匪徒……私下诱导所致。此等汉奸其情罪实浮于洋人。”[50]

其次，西方传教士潜入内地之后，往往在中国教民家中辗转居住。在这些教民的介绍和引领下进行传教活动，并受到教民的保护。康熙年间，传教士在各地建有许多教堂。他们在教堂内居住传教。自雍正大规模驱逐传教士之后，各地教堂或被毁坏，或充作他用。乾隆年间，西方传教士潜入内地之后，不得不在教民家中辗转居住。有的长达数年，有的仅为一天。例如被捕教民彭彝叙供认：“乾隆三十七年，刘林桂家请了西洋人李玛诺来传天主教，小的也拜李玛诺为师。……后又闻得庐陵县萧家从前也奉天主教，就于八月内引李玛诺到萧文湖、萧文汉家劝他们入教，都已允从。住了一夜，次日起程，又同到泰和县朱维干家，住了二日，朱维干同他侄儿朱乐廷听从入教持斋。李玛诺送给朱维干图像、经本、斋单。后一同到胡仿逸、胡兼友家相劝归教，住了二日，仍回万安。”[51]

其三，乾隆后期，许多教徒是世代相传，自幼入教。禁教几十年来，他们热诚如初，不仅保存着破旧经卷、图像、十字架等物，而且刊刻、散发新的经卷、瞻礼单等物，持斋念经。直隶宝坻县教民甚至初则在家祈祷，继则出钱盖堂，完全自传、自理、自给，不赖外力。乾隆后期不少教民曾因奉教受罚，但毫不悔改，仍旧私自奉行。由此可见，天主教自明末再传中国，至乾隆后期已近200年，传教基础奠立已久，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连根拔除的。宗教信仰一旦形成，武力迫胁或行政命令都难以消灭。

其四，乾隆后期吏治松懈，社会动荡加剧，朝廷最防者为白莲教。这种情况客观上有利于天主教的暗中流传。自一口通商之后，西方人难以进入中国。可是，传教士却能进入广州，潜入内地秘密传教，这令乾隆帝大为震惊。他多次愤怒地责问清朝官员道：“西洋人面貌异样，无难认识，伊等由粤赴楚，沿途地方员弁，何以一无稽查？”他的结论是：“西洋人蔓延数省，皆由广东地方官未能稽察防范所致，而各该省又复漫无觉察，以致潜匿各该地方。”[52] 由此可见，乾隆后期吏治相当松懈，天主教能活跃于各地与此不无关联。

乾隆后期天主教如此活跃，那么，中国教徒的情况如何？为何信教？职业如何？与前期相比有何特点？从教案史料来看，许多教徒是世代相传，自幼入教。这是康熙年间天主教顺利发展的遗风余韵。例如被捕教民陈阿喜供认：“小的是潮州府海阳县人，今年66岁，祖上习天主教。”何佩枝供：“小的今年76岁，是顺德县羊额村人，自祖父入天主教。”鄂斯定供：“小的是潮州潮阳县，今年31岁，自幼从祖父习天主教。”马亚成供：“小的是南海县人，今年32岁，自幼随父亲私习天主教。”[53] 这反映了乾隆年间天主教在家族内部的传播和延续。

另有一些人是因为疾病、灾祸而入教。例如江西教徒马西满供认：“小的生长船上，父亲故后就在赣州帮粮船把舵。乾隆三十一年内，船到山东地方，小的患了热病，适有搭船的陕西人娄姓习天主教，教名保禄，将病治好，劝小的习教念经，可以消灾祛病。小的拜他为师，给与经一帙，像一纸，就取教名西满。因小的不识字，娄保禄又口授经语，记熟时常念诵。”[54] 江西教徒姜保禄供认：“小的本名40岁，金溪县人，乾隆三十八年，小的因母亲患病，求神问卜。有贵溪人纪焕章说天主教最是灵应，能保佑病人。小的就听信，奉教持斋，取名保禄。”[55] 这些人的入教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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