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教徒甘冒风险，赴粤延请和护送传教士。本书中的“湖广总督特成额奏报截获赴粤延请西洋传教之焦秦二姓等提审解部折”， “广西巡抚吴恒奏为失察奸民伴送西洋人过境自请交部议处事折”， “寄谕两广湖广山东山西直隶各省著严拿伴送西洋人传教各人犯”， “山西巡抚农起奏报缉拿接引西洋人入内地传教之秦禄等人折”， “陕西巡抚毕沅奏报续获延请西洋人传教之刘必约张多明我等折”， “护理江西巡抚印务署布政使李承邺奏报严拿接西洋人赴江西传教之姜保禄折”， “山东巡抚明兴复奏严查延请西洋人至内地传教之李姓逃犯折”， “浙江巡抚福崧复奏严缉接引西洋人潜入内地传教案内各逃犯折”， “直隶总督刘峨奏报拿获勾引西洋人传教之民人安三解京审办折”， “两广总督舒常广东巡抚孙士毅奏报拿获勾引西洋人传教之民人李刚义折” 等文献，如实地记载了这类事例。

在这种情况下，各省的秘密传教活动相当活跃。例如，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四川总督常明奏报：“川省人心浮动，习染西洋邪教者甚多。奴才到川后，查办改悔者已有三千余户，其抗不悔教者随时拿究治罪。又拿获传教之朱奥斯定即朱荣，童神甫即童鳌，并访获久在内地传教之西洋人徐鉴牧即李多林，均经严审正法，先后奏明在案。近年复力行保甲，稽查周密，” 又抓获了“信从传教，经西洋人冯若望授为铎德名号之袁在德一犯，搜出经卷十四本，铜像十字架两个，念珠二串，教衣一副，教帽一顶。”[37]

道光年间，秘密传教的情况仍很严重。例如，道光四年(1824年)，工部尚书管顺天府事陆以庄奏报：“本年七月十七日，据宛平县齐家司巡检王孝友禀称，赴后桑峪村查点门牌，见村民杨继武、张文浩等家不贴门神，形迹可疑。” “臣等派委候补知县阎锦麟改装易服，密往该村查访。嗣据该委员禀称，访得该村民传习西洋教向有五十余家。”[38]

在此，我们以乾隆后期为例，就禁教时期天主教暗中流传的情况进行分析。

乾隆后期，广州是惟一的通商口岸，也是除北京之外惟一允许西方传教士居留的地方。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在京城的传教士汪达洪从乾隆帝那儿获得批准，恢复过去的惯例，由一位外国人常驻广州，负责传递京城传教士的信件。意大利传教士多罗从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开始，获准在广州居住。在中文史料里，他被称作“罗马当家”。他违反禁令，先后私自派遣多名传教士由广州进入内地秘密传教。四十九年（1784年）乾隆朝大教案爆发后，他被逮捕，押解到北京。据他自己供认：“管理书信以来，派往各省传教共有9人。”[39] 清政府审讯被捕的教士教民后得知，四十九年初，多罗“曾派西洋人10名往直隶、山东各省传教”。四十九年四月初旬，又派4名传教士潜往陕西传教，“令蔡伯多禄送至湖南湘潭暂住，另酌人送樊城，直走西安，札托李姓送往。”[40] 由此可见，广州是传教士的一个重要集散地。传教士来华之后，进入广州，住在“罗马当家”处。然后由“罗马当家”安排，在中国教徒的护送下，潜往各地传教。

广州境内的传教活动也相当活跃。据乾隆五十年（1785年）广东督抚的奏折记载，大教案中在广东被捕的中国神父就有顾士效和艾球三。顾士效自幼随祖父学习天主教，后赴澳门虔心奉教，被任命为神父。三十六年（1771年）回到广州传教，家中藏有经书、画像、十字架等物。艾球三由西洋人授为神父，在广东秘密传教。此外，广东还有许多热心传教的普通教民。如“乐昌县民刘志名，教名思德望，不但自己吃斋念经，并招引潘连弟、张万从、张万德到伊家一同学习。复将经卷斋单交给抄录，希冀广传徒众。又有南海县民潘声珑，教名福爵，张沛宗，教名达爵，均系自幼随父习教，家有图像、经卷，虔心奉教，素为同教中推服。又南海番禺、顺德、香山、高要、乐昌、海阳、潮阳、惠来、普宁、新兴各县并福建、安徽等省寄居粤东有入教之吴瑜珍等82犯，均系祖父习教，或藏有遗存经卷画像，或止口传经语，依期持斋念诵。”[41]

陕西远离通商口岸，传教活动却令清廷大为震惊。据《清实录》记载，西安天主堂自饬禁后，旧存房屋由中国教民杜兴智居住，其中5间由教民刘义长赁居，房内供有十字架。山西教民秦禄往来西安，亦于此居住。四十八年（1773年），秦禄与西安教民焦振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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