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帝雷厉风行，采取了大规模地驱逐传教士的行动。这一行动的导火线是由闽浙总督满保点燃的。雍正元年（1723年）七月二十九日，闽浙总督满保、福建巡抚黄国材联合用满文密上奏折，汇报了福建的禁教情况，要求驱逐各省传教士，将各地教堂改作他用，引起了雍正帝的高度重视。雍正在折上朱笔批示：“卿此奏甚是，多为可嘉，著遵照办理。如此缮本具奏。”[15] 由此可见，雍正不仅赞赏、支持福建的禁教行动，而且要把福建的方法推广到全国，因此他要满保“缮本具奏”。

满保遵旨而行，于十月二十四日上了请求禁教的题本，明确提出：“西洋人留住京师，尚有修造历法及闲杂使用之处，今若听其在各省大府州县起盖天主堂大房居住，地方百姓渐归伊教，人心被其煽惑，毫无裨益。恳将西洋人许其照旧在京居住外，其余各外省不许私留居住，或送京师，或遣回澳门，将天主堂尽行改换别用，嗣后不许再行起盖。”[16]

十二月，礼部官员会议满保题本，认为：“应如该督所请。除奉旨留京办事人员外，其散处直隶各省者，应通行各该督抚转饬地方官查明。果系精通历数及有技能者，起送至京效用，余俱送至澳门安插。其从前曾经内务府给有印票者，尽行查出送部，转送内务府销毁。所有起盖之天主堂皆令改为公所，凡误入其教者，尽行禁饬，令其改易。如有仍前聚众诵经等项，从重治罪。地方官不实心禁饬，容隐不报者，该督抚查参，交与该部严加议处。”

雍正批示：“依议。西洋人乃外国之人，各省居住年久，今该督奏请搬移，恐地方之人，混行扰累，著行文各省督抚，伊等搬移时，或给与半年、或数月之限，令其搬移。其来京与安插澳门者，委官沿途照看送到，毋使劳苦。”[17]

在京传教士四处游说，希望清廷能改变决定。雍正二年（1724年）五月，戴进贤等直接向雍正帝上了一道奏折，恳求清廷行令广东，免其驱逐。让各省西洋人，愿赴澳门者听往澳门，愿住广东者容住广东。散居各省年老有病、行走不便者，暂时不迁。“如此则臣等感激涕零，受恩靡尽矣。”[18] 雍正帝在折上朱笔批示：“朕自即位以来，诸政悉遵圣祖皇帝宪章旧典，与天下兴利除弊。今令尔等往住澳门一事，皆由福建省住居西洋人在地方生事惑众。朕因封疆大臣之请，庭议之奏，施行政者，公事也。朕岂可以私恩惠尔等，以废国家之舆论乎？今尔等既哀恳乞求，朕只可谕广东督抚暂不催逼，令地方大吏确议再定。”[19]

两广总督孔毓珣遵照雍正帝的旨令，认真研究了传教士的迁移问题。二年十月，他奏言：“臣思西洋人在中国未闻犯法生事，于吏治民生原无甚大害。然历法算法各技艺，民间俱无所用，亦无裨益。且非中国圣人之道，别为一教，愚民轻信误听，究非长远之计。惟西洋乃系总名，分有十余国，各人居籍不同。澳门滨海偏僻之地，欲回则无船可搭，欲住则地窄难容。经臣议，将各省送到之西洋人暂令在广州省城天主堂居住。不许出外行教，亦不许百姓入教。有年老残疾者听其久住外，余则不限以年月，遇有各人本国洋船到粤，陆续搭回。此外各府州县天主堂尽行改作公所，不许潜往居住。”[20]

雍正帝在他的奏折上朱批：“朕不甚恶西洋之教，但与中国无甚益处，不过从众议耳。你酌量，如果无害，外国人一切从宽为好。恐你不达朕意，过严，则又不是矣。特谕。”[21] 由此可见，雍正帝虽然对天主教有反感，但还没有“甚恶”。他既坚决禁教，又要显示事发于下，恩出自上，强调他不过是“从众议耳”。因此，他批准了孔毓珣的建议，要求广东当局妥善解决传教士的迁移事务，不得绳之过严。

雍正帝的禁教措施主要是：将散居各地、专事传教的西洋人驱往澳门或集中于广州，迁移时给以一定的期限，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各地教堂或拆毁，或改作他用。禁止中国人信教，尤其不许满人信教。同时，他明确宣布：“西洋人精于历法，国家用之。”[22] 保留清廷任用传教士的方针，将有技艺的传教士集中到京师，为清廷服务，对他们实行保护政策，允许他们自行修道，不许传教。

乾隆即位之后，继承了康熙末年的禁教政策，但在实施过程中又采取了与康雍二帝不同的做法，即宽严相济，时紧时松。他没有雍正经历过的继统危机，没有雍正那种对传教士卷入储位之争的愤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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